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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黑田东彦，目前担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内阁特别顾问，同时兼任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的经济学教授。由于积极倡导亚洲金融一体化，他获得了“亚洲货币先生”的称号。
2004年12月21日，本刊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就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问题，专访了这位即将赴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日本经济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观点在中国很流行，就是中国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创造就业机会，而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是提供就业的首选部门，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伤害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因此有必要坚持目前的汇率水平。您对此怎么看？
黑田东彦：如果目前的汇率制度能够维系，则坚持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合适的。但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看，中国的钉住美元政策已难以维系。
从国内因素考虑，固定汇率制将令货币政策的独立越来越困难，而且一个被低估的货币更容易让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繁荣与崩溃的恶性循环。从国际层面来看，人民币值被低估会令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产生摩擦。
如果现行的汇率制度无法维系，最终就必须改变。而拖得越晚，对出口领域的冲击越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决策层和学者目前在探讨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黑田东彦：人民币有三种路径可以退出目前的固定汇率制度。第一种是让汇率自由浮动，但这种办法比较危险，因为人民币可能会飙升，从而对经济造成损害；第二种是一次性重估人民币币值，但没有人能够确知此次重估是否还是低估了人民币币值，如果低估幅度较大，也将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第三种，在我看来是惟一比较理性的一种，是让人民币在未来几年逐步上调。
这可以通过更大的浮动区间和爬行钉住制度来实行，或者你可以称之为严加管制的汇率浮动，而参考汇率可以通过盯住一揽子货币而非美元一家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前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比如都面临着货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国内的金融机构都存在严重问题等等，您的观点呢？中国是否可以从日元升值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黑田东彦：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与日本的相似，尽管从表面上看有相似的痕迹，但造成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举个例子，日本的银行和企业都是私营的，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中国的确可以从日本的经济轨迹中找到借鉴之处。
我的观点是：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是货币升值本身，日本的问题在于当时当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当。
首先，在1970年代初期，日本长期拒绝势在必行的日元升值，并且实施了过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结果在1973年9月份的石油危机发生之前就已造成两位数的通胀(14%)。
其二，在1980年代末期，日本实现日元大幅升值(1985～1988年间升幅约70%)，但同时实施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制造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后来在1990年代初期崩溃。
换句话说，日元升值本身没有造成两位数通胀或价格泡沫，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过激反应造成如此后果。因此中国无需担心(而应宜早不宜迟实现)人民币升值，但一定要维持适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您明年初将赴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作为候任亚行行长，您如何看待亚洲货币一体化或一个统一的亚元这个问题？
黑田东彦：在现阶段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仍然只是个梦想。然而，一个亚洲共同货币的优点如此巨大，到了一定阶段，人们会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
亚元的推出需要三个条件。首先，必须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人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相关协议来创建一个亚洲共同市场。第二，共同货币的潜在成员国必须建立和实施类似欧洲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汇流基准。第三，必须建立一个区域性央行，成员国间的汇率亦须永久固定，从而推出一个共同货币。
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满足，或许需要几十年(欧洲是三十年)的时间，而且还要求大家有强烈的政治意愿。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值得人们长期努力。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