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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影响世界的时代。国际流行语已经由上世纪的60年代的“莫斯科共识”和90年代的“美国共识”，转为了当今的“北京共识”。面对着中国经济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显著拉动作用，“中国威胁论”的浪潮消失了，“中国机遇论”则成为新的时尚。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逐步退烧，使得整个世界都感觉到了一些寒意。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让我们为中国祈祷吧》，文章指出：“中国的稳定是我们的问题”，并希望中国经济能早一天度过它的调整期。
然而，中国经济的本轮调整并非只是商业周期性调整，而是一次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为此，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魄力，更需要的是高超的调控艺术，尤其是需要在尖锐矛盾中把握平衡的艺术。
一是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与保持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把握平衡。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5年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分水岭，从2004年12月初到2005年1月1日，短短的20天内我国就有包括取消现行的400多个税号的非关税措施、取消贸易权审批制、允许外资在批发和零售企业控股、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等一系列的对外开放义务需要履行。2005年1月1日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将明显减小。从实践看，对外开放是一柄双刃剑，在能带来利益的同时，有时也能带来挑战。2004年我国宏观调控之所以显得非常艰难，就与对外开放程度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极限有关。2005年，我们需要花更大的气力来适应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否则，一旦失控，可能会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二是在推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改革与减弱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之间把握平衡。从近两年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看，目前这种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让市场来自动寻找汇率水平的均衡点。但是由于第三次“美元危机”的出现，现在中国境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很大。任何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松动，都会引发出他们推高人民币币值的行动。如此一来，不仅汇率制度改革会走形，而且还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大的被动。
三是在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经济过速下滑之间把握平衡。2004年，在政府采取多种调控措施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了由加速向减速的转换，一些紧缩调控政策开始有所放松并向中性转型，以免经济出现巨大下滑。比如说，与前期紧缩阶段相比，货币供应在最后两个月就明显有所加快。然而，2005年我国的物价水平受服务类价格上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滞后效应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上升压力，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力度不能减弱。一旦控制不到位，不排除2005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
四是在防止固定资产出现反弹与增加就业机会之间把握平衡。2004年，政府通过管住“资金与土地”的方法，抑制了部分领域的投资过热现象。但是，2004年我国合同外资金额增长速度依然较快，而且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多，在建项目多。其中，在建项目的资金规模约2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前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这一切都使得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快速反弹，将成为2005年政府有关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然而，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减速必然导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放慢，就业机会也将随之减少，从而为2005年实现新增就业人数900万的目标增加了难度。
五是在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节约型经济之间把握平衡。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技和军事实力。正如厉以宁教授做出的总结，“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但是，2004年我国经济只是稍微过热，就出现了电荒与油荒，以至于政府提出“要发展节约型经济”。然而，重化工业的发展显然是需要巨大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供应体系来支持，在节约型经济与重化工业之间发展的天平到底该偏向何方并不是一件容易弄清楚的事情。
六是财政支出在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把握平衡。2004年，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我国农民收入出现了快速增长。2004年前三季度，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0.4％，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全年增幅预计将达到8年来最高。应该说，这一成绩确实喜人。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成因，立刻就会发现这种成绩的取得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性让利。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04前三季度农民全部新增现金收入大约为2000亿元。而按照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说法是：“2004年是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最大的一年，总量超过2000亿元”。两相比较，就会发现2004年增收的部分基本上与财政投入的成本相差不大。如果扣除财政让利这一块，增长幅度甚至还不如上一年。很显然，像2004年这样靠政策来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持续的。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一是要靠农业产业化，二是要靠农产品市场化，三是要靠城市化。尽管从长远看，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但是，具体到今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我们就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到统筹兼顾。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处理好上述六大平衡关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期待着它们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解决。毕竟，中国经济的早日腾飞不仅有利于世界，更有利于我们自己。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发展部战略处处长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