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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就会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于1857年阐明了“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按“国际标准”的划分，这属于“富裕”级别。我认为这个数不对头——这个数太高了，实际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还要低一些。原因其实简单：多数超级富翁是进入不了调查统计范围的，假如能加上他们的贡献再“人均”一下，恩格尔系数肯定会再降下几个百分点来，那会让这个数字更体面。
同时，我认为近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并不能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实际情况和媒体宣传的“大好”有很大出路，略加分析即可发现：近年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主要是由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不合理、超常规的上涨所引发的。居民可自由支配的“闲钱”减少，恩格尔系数下降就失去了正面意义。因此，如当今这种恩格尔系数降低的现象，一是表明居民生活品质有所下降；二是意味着社会公益性急速弱化——这一问题的性质尤其严重。
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而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为2236元，这个数字是由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坚持”中创下的。这就是说，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村居民如果得了达到“住院标准”的病，即便破产也住不起一次院。要住院，那么他的恩格尔系数则乐观到不必计算。
来自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报告：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据此估算，我国患病人次数十年内增加了7.1亿，达到50亿。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城乡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持平，为3.6%。同时，城乡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也近五成，达到49%。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为36%和39%。此外，调查者还对患者出院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为经济困难。另一方面，调查者比较了1993年到2003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是没有这种增长速度的。医疗费用是保命的硬性消费，节衣缩食也得尽力“紧跟”其上扬，恩格尔系数自然因此而降下来。
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居民的教育费用成为第一消费大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蓝皮书中指出：对于已有子女的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开始，家长要交纳的各种费用，包括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小学至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等等，而这些费用加起来，早已超过普通居民家庭可以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众多家庭无奈削减了当前的消费开支，增加了储蓄额度。一名大学生的全年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已经涨到了1万元，上涨幅度达到了50倍。就拿富裕地区温州市来说，“义务教育学杂费”一年上扬了33％，户均一学期教育消费近3000元。“平均收入”养不起大学生，“普通家庭”承受不了教育费用负担，对此，谁能说教育还没失去公益性？谁能说教育费用上涨没降低恩格尔系数呢？
教育和医疗两项开支大幅上涨，刺激居民强化了储蓄意识，让恩格尔系数更好看了。
恩格尔系数已被当做一项重要的“影响指标”，用于考核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如果对一些基本事实视而不见或任意曲解，公众就会被这披上专业化外衣的“戏数”所戏弄。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