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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演艺界应该成立自己的公益活动组织，并建议与公募基金会、慈善组织以及企业界加强合作，以名人效应和寓教于乐的形式在海啸赈灾中昭显人类的道义和良心。
●以世界公民意识为尺度反观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明显差距。不要说其他国家，就与香港地区相比，差距之大，令人汗颜。
10天前爆发的南亚海啸，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大灾难，迄今为止已经吞噬了全球近16万人。面对人类共同的大悲大痛，奋起救援——共同面对人类灾难，共同分担灾难后果的行动，使全球公共危机意识和公共道义责任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
从非典危机到南亚海啸，突发的公共灾难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唤起了人类的良知，塑造着一种可贵的世界公民意识，一种普世伦理：所有生活在地球村里的公民属于一个休戚相关的“世界公民共同体”。
以世界公民意识为尺度反观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明显差距。不要说其他国家，就与香港地区相比，差距之大，令人汗颜。
内地无论抗击非典还是海啸赈灾，尽管也出现公众捐款和做志愿工作，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行动大多不是来自公众自发的集体行动或非营利机构的组织活动，而是出自政府的主动安排。例如，民政部受权发布文件，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以及民政部门的捐赠站可以接受捐款。尽管这种做法确有引导公众捐放心钱，避免出现利用公众善心浑水摸鱼的事件，不过，过分强调捐款的集中统一，不仅给公民捐款带来不便，而且久而久之，会变成一种慢性销蚀剂，扼杀公民的自发意识和主动精神。
其实，不仅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近十余年间成长起来许多公募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公众拥护群体的优秀的社会公益组织。既然公民有责任分担公共灾难，就同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信任的组织机构，委托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社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允许和鼓励公民自我选择和自我组织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是培育社会公共理性的基本条件。
大思想家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是基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领域，属于公众聚会场合，公众在这里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自由的、理性的评判。
内地尚缺乏这种公共领域，缺乏能够聚集独立个人的理性和多样性选择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社会公共理性奠基的全民教育工程需要喜闻乐见的形式，演艺界、新闻界、文化界以及基层社区在其间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需要提起的是演艺界，演艺界在日常演出中不经意地倡导和引领着社会价值观的走向，有时甚至是负面的走向。而当遇到重大的公共灾难，艺员的赈灾演出不仅仅是基于人道关怀的直觉反应，而且更是演艺界另一种形式建立信誉的慈善行为。娱乐界的艺员大都属于独立的个体，相对而言他们比一般公众更多一些社会选择和自由集聚的空间，应该为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内地演艺界应该成立自己的公益活动组织，并建议与公募基金会、慈善组织以及企业界加强合作，以名人效应和寓教于乐的形式在海啸赈灾中昭显人类的道义和良心。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责任编辑： 杨茂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