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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我们观察中国经济时，两条曲线总是格外引人注目。一条是不断下降的恩格尔系数，它表明食品支出在富裕起来的中国家庭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另一条则是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基尼系数，它每一次细微的上扬都会让人愁眉不展，因为那意味着13亿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日，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这再次引起了我们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了吗？贫富差距加大这种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和解决？
“比如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在0.3以上，表明差距就已经偏大了；而在美国，他们认为0.4就意味着差距偏大，事实上美国在0.47以上；而在巴西、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有的甚至已经达到0.5、0.6 以上。”——苏海南
“在较长时期内，我们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抽瘦补肥’，在经济学上叫做‘逆向再分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全国上下的高度重视。”——赵人伟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问题的影响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岳希明
基尼系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警戒线
《中国经营报》：最近北京市统计局以北京居民为样本，对北京市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但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的方法，你如何估算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岳希明：抽样调查一般是把收入者按收入的多少进行分组，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某一组的平均收入对另一组的比率（通常是收入最高组和收入最低组的比较）来考察收入差距、界定贫富差距，由于简单、形象，所以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它往往忽视了中间的一部分群体。基尼系数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
赵人伟：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很多，但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是用基尼系数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在劳伦斯曲线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当基尼系数的数值为零时，表示绝对平等；当基尼系数的数值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若基尼系数处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去年3月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19，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66。
《中国经营报》：国内外的统计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的收入差距时，是否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对此，经济学界曾有一种观点：因为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国际上通行的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苏海南：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习惯用基尼系数来判断国民收入的差距，但这种判断严格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一刀切的。比如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在0．3以上，表明差距就已经偏大了；而在美国，他们认为0．4就意味着差距偏大，事实上美国在0．47以上；而在巴西、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有的甚至已经达到0．5、0．6以上。因此，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判断社会收入不公的一个界线。所以，用基尼系数来判断居民收入状况，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是完全可以用的。但应充分考虑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我的态度是：第一，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计算。第二，不能简单地套用国际一些发达国家0．4的警戒线。简单地套用可能会对我们正确客观地分析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导，毕竟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赵人伟：对于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各种调查有不同的结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在国际上，巴西和南非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9。不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状况不能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都很大的国家，即社会的均质性很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应该容许其基尼系数比其他的国家高一些。当然，究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基尼系数超过多少算是超过了警戒线，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至于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全国收入分配的状况，我认为是可以的。在我看来，既应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又应该分别计算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因为这三个基尼系数分别说明不同的问题。
什么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中国经营报》：不管愿不愿意，贫富差距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你认为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怎样看待收入差距的扩大？
苏海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些人通过合法经营先富了起来，收入差距一直呈拉大的趋势。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以前的收入太平均，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另一方面，的确也存在因政策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出现了一些管理上、政策上的问题，导致了收入的进一步拉大。
赵人伟：我认为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来看待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一个层次，是改革的成果。打破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局面，使那些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当然应该算是改革的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寻租活动获得了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改革的复杂性而付出的代价。第三个层次，是可以避免的代价。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人通过权钱交易，特别是寻租活动获得了许多暴利，在房地产开发中，这种活动尤为显著。应该说，这种状况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岳希明：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特别是一些行业的迅猛发展也造就了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增加，而城市近几年大量的下岗失业现象也产生了大量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和谐社会不能忽视“两极分化”
《中国经营报》：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定势，当收入不公和腐败孳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其对社会稳定的杀伤力随时可能喷发出来。贫富差距的加大是否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岳希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问题的影响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能力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不正常的收入分配现象，或者说影响收入分配的要素。例如，城乡之间存在的一些政策性的不均衡因素以及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等。
《中国经营报》：贫富悬殊是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政府也都会有一系列经济、法律的手段进行干预其中税收调节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究竟该加大哪方面的力度？如何看待“杀富济贫”的问题？
苏海南：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使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农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的目标。目标尽管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要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却很难。我们可以想方设法缓解、减慢收入拉大的趋势，再慢慢地缩小差距。关键还得靠经济的可持续、协调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公平发展：着力保证和适当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依法调节过高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然这还得靠一系列政策法规的保障。
赵人伟：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同时也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钱交易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管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管收入的再次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主要依托两个手段：一个是税收，一个是转移支付。通过税收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拿过来，然后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给一部分穷人。但目前政府的作用还不够大，今后政府应发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政府的行为，来缩小贫富差距。通俗地讲，就是“抽肥补瘦”。而要做好“抽肥补瘦”，就要防止和反对“抽瘦补肥”。在较长时期内，我们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抽瘦补肥”，在经济学上叫做“逆向再分配”。
岳希明：主要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要到位。至于税收调节也需要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并不是税收越高越好，也不是说最低越好，这个平衡点应该保证富人更努力地工作，对于补偿措施的应用也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从经济学方面来说也应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 责任编辑：飞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