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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之际，中国人都为去年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欢欣鼓舞,惟一愁眉苦脸的可能就是股民一族了。
２００４年最后的一天，沪深两市双双下挫，上证指数与深成指数分别报收于１２６６．５０点和３０６７．５７点。新年以来，股市依旧持续低迷走势，1月14日收盘时，上证指数与深成指数分别收于1245点和3055点。股价跌破面值的两支“毛股”也在岁尾首度“亮相”：ＳＴ达曼跌停于０．９１元，ＳＴ猴王跌停于０．９７元。
２００４年是我国金融、特别是证券市场积累多年的问题和风险全面释放的一年。证券公司的危机，庄家时代的终结，以及上市公司违规违法现象都集中暴露出来。
一些专家、学者分析其原因时指出，我国金融证券市场违规违法成本过低，“棉花棒子”治不住金融证券业违法，闯祸者众，受诛者寡，制度的缺陷有时使胆大妄为者反而得到了实惠。
为数不少的公司属于明知故犯，甚至是含笑赴“雷池”
２００４年，被托管或“触雷倒下”的证券公司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新年伊始，昔日龙头老大南方证券就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实施行政托管。
此后，大名鼎鼎的“德隆系”坍台，一批与德隆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金融机构:中富证券、健桥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一批在上述券商进行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也深受其害，其中包括渝开发、上工股份、江苏琼花等多家公司。
接着，一度被人誉为“小中金”的汉唐证券，在昙花一现后迅速陨落，成了接管黑名单中的第五名，8月31日，深圳中院将汉唐名下的所有资产实施冻结。
１０月中旬，老牌券商——闽发证券被托管。闽发证券被无情地掏空了，留在闽发证券身后的是双鹤药业惨烈的领导权争夺，宏智科技的双头董事会怪现状、中国人寿的苦苦讨债等等烂摊子。 几天后，由多家地方券商组成的辽宁证券也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２００４岁末之际，资本大鳄“鸿仪系”又坍塌了。有“湘军”之称的“鸿仪系”旗下的五支股票：嘉瑞新材、亚华种业、张家界、国光瓷业和ＳＴ酒鬼同时受到拖累。其中嘉瑞新材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国光瓷业受到上交所公开谴责，ＳＴ酒鬼被证监会处罚。
令股民始料不及的是，一向是绩优蓝筹股的伊利股份，包括董事长郑俊怀在内的５名高管被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批捕，罪名是涉嫌挪用巨额公款。另一个指标股四川长虹也报出巨亏，40亿的亏损信息迟迟浮出水面。
国内的上市公司和券商在惹祸，在香港和境外的上市公司也屡有麻烦。创维数码的董事长黄宏生等人涉嫌侵占公司资产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保释后明年３月将开庭受审。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炒石油期货炒出了５．５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有“打工皇帝”之称的陈久霖亦被新加坡当局扣留，要求协助调查。这些事件都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带来负面影响。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公司的违规违法并不是由于“失误”或“不知”，为数不少的公司属于明知故犯，甚至是含笑赴“雷池”。在这些公司“坍台”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资金“黑洞”。据业内人士披露，光是“德隆系”涉案的资金就高达２２０亿元；辽宁证券的“窟窿”大约有４０亿元；闽发证券的吴永红、张晓伟两人抽逃、挪用的资金高达３０多亿元，闽发证券的机构债权人高达２１９家，金额近１００亿之巨，牵扯到中国人寿等２０多家上市公司。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券商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规模约在２５００亿元以上，违规操作的约在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另据上交所官方网站披露，仅２００３年以来，就有至少１０名上市公司高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资金７亿多元后“因病出国就医”的ＳＴ南华董事长何竟棠；留下４０多亿元贷款“窟窿”后前往日本养病的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以及在１７．６亿元巨额担保面前“人间蒸发”的ＳＴ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平均３８亿元不良贷款才追究１人的刑事责任
专家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制，自律维持公信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的金融证券业“公堂”上，独独缺少的就是具有震慑力的“杀威棒”。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一直为社会关注。但面对巨额的不良资产，为此负责任受查处的寥寥无几。２００２年５月，央行曾公布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大额贷款管理中有违规行为的１１４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当时是对单笔余额在１亿元以上的５７２．８亿元不良贷款进行检查，最终只有１５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平均造成３８亿元不良贷款才追究１人的刑事责任。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表明，通常情况下，上交所对违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作出的严厉处分就是公开谴责，虽然近几年来公开谴责了４７７人（次）之多，但这种道德层面的惩治却根本震慑不了不法分子。
作为最高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也鲜有有效的惩戒手段。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因“虚假陈述”和“虚增利润”而分别受到处罚的ＳＴ啤酒花和原民族化工两位董事长，不过是每人罚款３０万元，这对他们非法获得的利益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更让股民难以理解的是，像ＳＴ达曼这样的公司，至今没有公布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及第三季度报告，在披露自查资产负债情况时竟强调“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层不能保证财务情况的公允性。”人们不明白，这样一个公司为什么不让它立即退市？假如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警察：不能保证驾驶证是不是真的，交通警还能让他继续开车吗？ 同样是对待违法违规，发达国家的“棍子”可要比我国硬得多狠得多。以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为例，美国、英国、德国都用刑法而非民法来打击防范。但在我国，刑法中只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定为金融诈骗，而更普遍的企业骗贷，只能通过《合同法》去追究民事责任。美国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美林集团，因为向投资者发布了与美林投资银行业务客户有关的过于乐观的报告，就被法院罚款１亿美元，而且还面临监管部门调查和巨额民事赔偿。这要是在中国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开谴责。还有一个新的例子就是：同样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在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董事长被廉署拘捕，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２５亿元的三九集团董事长却被安排退休，安度晚年。
由于体制、机制及其它复杂原因，有时候举起的“棍子”不知往谁的屁股上打。据央行调查，在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性不良贷款中，由计划和行政干预造成的占３０％，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占３０％，银行自身管理问题占２０％，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占１０％，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占１０％。打谁都屈得慌，最后只能不打了之。证券业人士水皮在媒体上披露，臭名昭著的亿安科技操纵股价一案，证监会虽然开出了８．９８亿元的罚单，但根本找不到执法对象，当事人已逃之夭夭。
“漠视风险－国家埋单－再生风险”的恶性循环
据专家介绍，在发达国家，政府一般不会为银行的倒闭、券商的破产“埋单”。由于实行严厉的“深口袋”制度，使得公司一旦违规违法就必然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在美国金融市场２００多年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在受到刑事起诉后能继续生存。前几年震惊全球的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案中，曾为全球５００强的安然公司破产了；名噪一时的排名世界前五位的安达信会计事务公司，不但信誉和客户丧失殆尽，百年老店树倒猢狲散，而且还面临高达３２０亿美元的民事赔偿；涉嫌替安然公司掩盖债务的ＪＰ摩根公司和花旗集团分别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１．３５亿美元和１．２亿美元，以图了结官方调查，但他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仍可能面临１０亿美元的罚款。
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采取了财政“埋单”兜底的方式。国家曾发行２７００亿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不足；国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曾一次剥离国有银行１．４万亿不良资产；国家曾用现存资金进行不良资产的损失类核销；国家曾动用４５０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花费了国家一定的资源。为了弥补不法券商留下的“窟窿”，国家也是一次次当“冤大头”。坊间传言，近期还有一个国家拿财政６００亿元来解救券业危机的方案，算是给不法券商一个“买棺材的钱”。但很多人质疑：用守法公民纳税的“银子”为不法券商送葬，合适吗？反过来，小股民炒股赔得“跳了楼”，又有谁来为他们“买棺材”？况且，这些不法券商都有白骨精的本事，会不会真的寿终正寝，会不会借尸还魂，谁也说不准。
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创新、法制不保障，政府的好心未必有好报，弄不好会造成“漠视风险－国家埋单－再生风险”的恶性循环。而且这种政府为不法券商“埋单”的做法也颇遭诟病。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警告说，为了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对每位农民每年补助１０元钱，８亿农民也就是８０亿元的实惠。而为了一个券商，动不动就拿出中央基础货币几十亿上百亿，这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的事。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