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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17日刚刚揭幕的上海2005年两会上，上海政协常委任先正备受瞩目——他一共提了四个提案，其中有一个被列为市政协“1号提案”。
任先正之所以成为两会“明星”，主要在于他的话题契合了市政府新的工作重点——上海市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而他本人正是上海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总工程师。
18号，上海市长韩正在上海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做了工作报告，多处提及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当说到2005年上海市政府的十项工作重心时，有两项具体谈到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韩正提出，要“全面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按期建成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和东海大桥工程并投入运营，完成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二期工程，显著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功能和能级。”
敏感人士发现，跟国际航运中心反复出现比起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则着墨不多。韩正说要“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后，话题轻轻一转，谈起了金融风险的防范——“积极配合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力度，促进金融保险业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上海市近年一直致力于“一都市四中心”建设。但颇为微妙的是，在工作重心上，上海市正在转身，从更强调国际金融中心，转向更着重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来。
上海市一权威部门人士佐证了这一事实：“虽然文件上没有明确这么说，但从目前看，侧重点是有了转移。”
“华盛顿－纽约”模式受挫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早在1992年就正式提出。历经10年多的发展，上海先后发展起来了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金属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和粮油交易所。
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却未能如愿——按照上海“十五”计划，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2005年要占到ＧＤＰ的18％。但现实情况是：十五期间，上海的金融业在上海ＧＤＰ增加值不升反降，2003年只有10％，比九五期末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障碍，又受到后天不足的束缚。”上海社科院的专家总结说。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在我国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央银行不在上海，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也不在上海，金融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在上海，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活动监督部门也不在上海。
“这四个‘不在’，使业界热谈的‘华盛顿－纽约’模式并没有形成。”此间专家说。
先天不足原本可以后天弥补——但上海社科院专家杨建文等人说，10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后天条件也没有惠顾于上海。
杨建文分析，1992年中央确定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后不久，1993年和1994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以整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直接通过银行控制信贷规模，通过信贷规模控制投资规模，进而控制膨胀。
“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地方金融的发展空间。”参与上海金融业政策规划的杨建文说。
宏观调控过后喘息甫定，我国就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规避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中央政府紧急提出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并要求上海着力建立金融安全区。
上海2005年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项重点工作就是配合国家防范金融风险——而防范金风险，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确定的2005年经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
“国内，体制改革是个艰难过程；国际，外资虎视眈眈。我们主观上想做，但实际上不容易。”上海市政府高层一位权威人士说。
“当然，上海又不能坐守，”上述人士继续说，“交通航运是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切实的突破点。”
谁领先合唱？
“我的说法是多声部合唱，有的会领先半拍。”上海社科院院长助理屠启宇指出，四个中心建设并不是个同步推进的过程。从目前来看，有些要到2010年、2015年建成，有些要到2020年建成。
“从推进发展来看，航运中心走在前面是趋势。”屠启宇说。
任先正向本报记者介绍，如果上海不参与国际竞争的话，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地位就有可能旁落。
“日本对我国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虎视眈眈。”任先正说，早在10年前日本就提出，中国没有合适的深水港能成为枢纽港的条件，它要把神户打造成东南亚的枢纽港，这样整个长江水道都要为它服务，整个长江上所有的港口都要成为神户的喂给港。
“也就是说长江上的船，终点都在日本神户，然后从那里转运世界各地，哪里还有我们的发展余地？”任先正说。
放眼全国，中国最具备发展大港的只有上海，但上海外高桥码头最深只有10米，不具备发展第三代集装箱的条件，现在国际上第三代集装箱需要15米深的深水港。
有说法为，上世纪90年代中，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曾经想到过宁波的北仑港，把宁波打造成组合港。
但业界倾向于认为，虽然北仑港具备天然深水港条件。但跟上海比起来，存在致命弱项，比如缺乏上海这样的广阔腹地。更重要的是，缺乏上海这样的金融、商业、服务等条件。
而上海口岸的充足订单，又使它最具备世界航运中心的雏形。据上海港口管理局的数字，2004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超过鹿特丹，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世界第二大货运港口。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战略需要和上海自身经济发展的突破——都促使上海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这也是上海不得不拼着命要上大小洋山港的主要原因。”熟悉内情的人士说。有消息说，洋山港建设是本届上海市领导人任内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但是有专家指出，上海离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目前它还主要是停留在硬件建设上。比如，上海通过枢纽转运的货物还不到1％，而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话，这个量要占到40％。
只有到那时，国际航运中心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拉动作用才会凸现出来。“就像香港方面的说法那样，拉着集装箱跑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上海的专家说。
也就是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不会就此停步。2003年上海出台了《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明确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05年打基础；第二步，到2010年初步形成框架；第三步，2020年基本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一旦上海航运中心释放出效应，也将促使国际金融中心的尽快形成——通过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先引来物流和人流，进而引入资金流，再倒逼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
“我们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依然是充满信心的。”参与上海十一五规划的人士说，“理由是一些重要时间点，如人民币自由兑换，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年，但2020年前有把握；央行运作中心跟决策中心相分离，也是可期的。”
“服务全国”背后
有权威人士分析，上海的转身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需要使然。
2003年7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上海视察工作。据有关人士透露，胡总书记对上海提出了两个殷切的希望：一个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二是更好地面向全国。
这正切中了上海当时的困境，由于上海金融中心迟迟不能有大突破，浦东这个龙头显然舞动不起来。因而在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上，上海难以彰显自己的大气。
在国家和谐发展成为一项战略的情况下，上海如何在服务全国、如何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成为摆在上海市决策者中最严峻的问题。
很快，上海领导人开始出击——去年下半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羽、市长韩正频频出访，特别是沿着长江航道，把湖北、重庆等长江流域主要省市几乎都绕了一圈。
2004年12月16日上海市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把上海未来的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谋划，明确上海要进一步做好服务全国、服务长江流域、服务长江三角洲。
在1月18日的人代会上，市长韩正又正式提出了“三服务”概念——“发挥上海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一位参与十一五规划的人士也说，“十一五规划有那么一些关键词，比如‘服务全国’。”
显然，上海市“服务全国”的理念正日渐明晰。
“即抓手由以前的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沿海城市共同打造长江黄金水道。”一位专家总结。
“上海市领导经常挂在嘴边有个4321——建设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做好三个服务（服务全国、服务长江流域、服务长三角），实现两个率先（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小康），走在全国前面。”上海市政府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服务全国”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对口支援，一个就是四个中心建设。
“四个中心建设本身就是国家战略，做好四个中心建设，也就服务好了全国。”上述人士解释。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