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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个月的停产整顿，1月初，红塔集团的一个产品重新投入生产。其实，停产的只是其系列产品中销量很小的一个，但它停产整顿的消息被带着误解迅速放大，对整个红塔品牌形成巨大伤害。
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无不提到一个久违的、备受争议的红塔品牌缔造者褚时健。从他1979年入主红塔集团到告别的18年间，红塔年销量增加了近900倍，累计实现利润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4％，利润增长最快的年份高达221.95％，1997年利税突破200亿大关。
1997年，褚时健被捕入狱，涉案金额不超过2亿元。罪该当罚，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在勉强维持了1998年后，红塔集团利税开始大幅下降，1999年下降了30多亿元，2001年降至127亿元，比1997年下滑了80亿元。直到去年，利税水平依然低于1994年，红塔集团至少向回走了10年。
在我印象中，红塔是第一个全国性品牌，而之前完全是个地产地销的品牌。如此一来，红塔集团的高速成长和骄人业绩，就不能只归因于行业垄断、市场环境以及行业暴利，褚时健的经营管理才能也是红塔集团成功的重要原因。
那么，褚时健的经营管理才能到底价值几何呢？许多研究人力资本的学者都能给出计算方法，也能给出计算结果，也能设计出合理的支付方式，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如果1997年，根据计算，褚时健年薪2亿元，又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呢？即使到了2004年，接受的人又能多多少呢？
今天，大家对奥运冠军奖金数百万，广告收入数千万习以为常，也认为理所应当，因为是体育竞赛的结果。然而，人们对于在企业竞赛中把企业一步一步带向成功、打造成行业冠军的企业领导人的巨额年薪始终颇有微辞，同时，对企业“穷庙富方丈”现象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须知，正是因为对优秀企业领导人的正面激励不足，才导致“穷庙富方丈”泛滥。这就是“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例证。
在雇佣关系中，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所有者和聘用的经营管理人员是平等主体，不计报酬为国家做贡献，并不适用于此。在此，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国家也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支付雇员报酬。如果说雇员多拿国家一分不对，那么，国家少给雇员一分也不对。少给的结果只有两个，招不到合适的人，或者招到的人不尽责，甚至别有所图。
作为国有企业13亿股东之一，我宁愿给褚时健2亿元的奖金，换取200亿元的利税，也不愿为了省2个亿，而导致利税下降80亿。我无意为褚时健的罪行辩护，他已经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了法律责任，但又有谁来承担利税下降80亿的经营责任呢？
奥运冠军刘翔的具体收入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收入一定超过跨栏运动员平均收入的12倍。同理，车工冠军、焊接冠军、还有冠军企业的经营者，他们的收入也可以超过平均收入的12倍。这也是以人为本。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