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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已无法解释中国股市现在的境况，这也许提示了我们：至少在现阶段，股市并非“经济的晴雨表”，因为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联表现并不明显。如果将此置于一个更高层次来思考，或许能够寻找到答案：2001年前的中国股市，基本是完全封闭状态；而2001年后的股市则是在边缘化和被殖民化上徘徊。前者是关起门来做老大，自行运作；后者则可能是在差异化中受制于人，失去根本的安全性。
因此，中国股市必须认真思考中国这一非经典资本市场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股市的边缘化与被殖民化。而这正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安全性的根本性因素。只有拥有主权和在金融市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市场，才是安全的。
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国家才有主权，只有征服才有殖民。其实，只要是一个单独的主体，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企业，甚至个人，都存在主权问题，即拥有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主导自己行为的权利，一旦丧失这种权利，也就意味着失去主权，意味着被殖民化。
资本市场的“殖民化”与“主权性”相对，一国资本市场的“主权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主设计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二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自主确定市场的主体；三是在定价方面，自主确定市场客体或者交易对象的运行规则。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失去主动权，也就意味着被殖民化。
从制度设计来看，2001年以前，中国股市并没有出现被外来力量所左右的情况；相反，还出现了“过度的中国特色”。2001年以后，随着与国际接轨，中国股市逐渐失去了自身特色，成为荟萃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试验田。因此，既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四位一体德国风格的治理结构，又添加上“独立董事”的美式格调，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在矛盾调和中不断演绎和变革，但主线就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过程中逐渐被迫放弃自主权而被殖民化。
从市场主体准入来看，中国股市是一个非国际化的市场，它只准许中国境内合法的投资者进行交易活动，不允许海外投资者超过制度规定进入该市场投资。但是，当一些国际资本 尤其是国际游资对中国股市发展中的重大利益，在可见不可得的背景下，以“国际化”为口实，提出资本项目的开放与扩大股市的进入权限。更甚的是，尽管有控股权的规定，但事实上，还是存在着不少日常经营基本被外资控制的现象，或者私下承诺一旦条件许可，将由外方控股。市场主体的殖民化将导致中国股市的空心化。
至于定价权，去年下半年讨论的比较多，主要是指在全球经济环境下，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是否拥有在本国或本地区内制定各种商品，包括金融产品价格的权力。这种定价权事关该国或地区的整体经济权益甚至事关社会稳定，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通过各种相关制度的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定价权，而且通过严格的监管防范股价被国际资本所操纵。中国股市的定价权不允许也不可能外移给国际机构，目前所讨论的中国本土定价权迷失，实际上是在中国股市连续四年低迷的情况下，市场人士对价值判断标准和投资理念的迷失，市场点位的迷失和上市公司价格的迷失。
资本市场的主权性决定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国股市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股市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的接轨，价值投资理念的接轨，而不应该简单的是市盈率接轨，不是A股估值水平要与美国、香港一致，脱离资本市场的主权性而讨论估值水平的国际接轨是没有意义的。
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过分依赖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隐藏着巨大风险。中国银行业资本消耗和粗放经营的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解决股市所面临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化解其系统性风险，恢复其高效率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是做些表面工作，显示出所谓的与国际接轨，那么我国的股市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被殖民化的境地。
在股市被殖民化的同时，股市的边缘化也越来越明显：股市流通市值不断蒸发，直接融资比重发生逆转；证券公司连续亏损，基金折价，股民损失惨重，各类投资主体逐渐离场；管理层良策无多，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股市已经走到了边缘，走进了困境。
边缘化的外在表现是上述表面问题和表面现象，而深层次原因是中国股市从一开始设计与建立的时候就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股权分置——2/3以上的非流通股和不足1/3的流通股；投资功能缺失——将股市定位于为国企改革服务，过分强调其融资功能；单边交易——只能先买后卖，不能先卖后买，导致风险规避机制失效；政府监管功能错位——行政审批IPO发行，造成上市公司高溢价圈钱和行政权力的腐败。
而长期以来政府短期的政策取向并没能化解这些矛盾，反而使投资者信心在一次次失望中丧失，政府信誉也受到影响。这种局面造成股市边缘化进一步加剧。
过多谈论股市的被殖民化与边缘化或许并无裨益，但中国股市的长期积弱，却又使人不能寻找到更为合适的理由。中国股市走到今天，或许只有真正认识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过去和将来，重新确立资本市场的主导权，形成一整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能适应国情的游戏规则，增强在各个层次的话语权，才有可能避免股市已经出现的边缘化和殖民化趋向，也才能使资本市场导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