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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将成为今年两会的关键词之一。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将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走向 >>我来说两句
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哪些特征？如何衡量？我们能不能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政府在构建安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两会前夕再一次引起极大的关注。
本期政经以6、7、8共三版篇幅，推出两会特别策划之一“和谐中国”，力图寻找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
寻找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
显然，一个主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
胡锦涛总书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一个政治宣言和政治承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告别了“ＧＤＰ的崇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确定了在中国“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宗旨与社会理想，对此，海内外舆论一致认为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的转折”。
和谐社会是我们打开社会进步拱门的楔石。社会和自然的区别在于，社会是有道德标准的。国家治理除了要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理念。为什么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哪些特征？哪些指标？如何衡量？如何构建？提出这一理念的历史背景、国际背景、国内背景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两会前夕再一次引起极大的关注。
什么是“和谐社会”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十六大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即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大战略。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全面的小康社会，而不是片面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而不是惠及少数人口的小康社会；是进入“共同富裕”阶段，告别了“先富论”的阶段。
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描述了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与特征，“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其中之一，即“社会更加和谐”。尔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建立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和任务，是我们未来20多年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可以认为，没有一个和谐社会就没有一个小康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小康社会。这如同20多年前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一样，我们还需要花20年时间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新的又十分现实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理想，是符合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证中国真正长治久安的根本基础。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教授）：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以前所谓的经济奇迹都是小经济体，比如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几百万到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与地区。中国人口13亿，因此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这种高速发展是有代价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本来以为是目标，但是后来回过头来看不一定是目标。比如可能口袋里钱多了，但空气脏了，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清洁空气、清洁水资源。
什么是和谐社会？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发展的成果被少部分人拿走了，而与此相生的代价被大部分人承担了，那么，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时，和谐的社会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社会可以保持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未必很和谐。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人气比较顺，心态平和，彼此交往谦让有礼、互敬互助，这样的社会只能用定性的语言来描述，我还不能用定量的方式来衡量。
“和谐社会”的三个重要基础
王绍光：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可能要有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首先，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一个社会两极非常对立，这样的情况下，人气难以理顺，会有受挫感。
其次，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有政治基础，就是要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不是人们成天上访，然后又被遣送回去，又回来再上访，而是让他有正当表达利益的渠道，并把这种诉求整合成综合的意见，这个意见又能在决策过程中表达。和谐社会的一套政治协调机制是什么样的，各个国家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必须有这么一套机制。
第三，和谐社会要有思想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并不是一个相互为敌的群体，所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本应受到尊重。社会生存状态如果不好的话，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不和谐的话，每个人都将会是利益受损者。
联合国开发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讨论了目前中国存在的各种不平等。我们通常关注的不平等仅仅是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实际上有太多其他的不平等，比如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平等，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的不平等，还有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数据，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公平的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188位。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排名是中国ＧＤＰ的增长，实际上这种排名会提醒我们，中国哪些方面发展是不够的。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当社会发展到人均ＧＤＰ1000－3000美元时，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韩国、日本都避免了这种情况。
除了收入差别，还有基本的安全方面的差别。最近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做了《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报告，专门讲安全感。该报告发出呼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公平的规则、具有团结精神的全球化、对人民更加负责、从本国治理做起。
我们以前讲的安全范围很窄，限于公安局打击各种犯罪，实际上安全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你怕不怕突然得病就没有了收入？你怕不怕失业？或者是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安全感有些地方表现得非常直观，比如你到很多的地方看到很多的铁窗、铁门；还有中国的存款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全。
最后就是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之上，讲纲常伦理，君要贤，父要慈，子要孝，这是当时保持和谐的思想基础，每个人强调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和谐，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社会分化变得严重，跟我们政治体制里面没有一整套利益协调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那么一套机制，普通民众、工人、农民、下岗工人、贫困人口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能够整合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话，中国社会就不会变得更加和谐。
“和谐”是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
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来看，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起点往往是提出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作为其现代化的推动力。在这个目标下建构一个现代的国家制度、现代的经济体系，和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这些都是支持理想社会实现的基本条件。
很早就有人开始考虑中国的社会往哪里去的问题，实际上是从西方的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以后，外部迫使中国知识分子考虑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到现在的实践也是在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中不断摸索。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开始的，整个现代化目标就是经济的现代化，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在实行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怎样实现社会现代化。但是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以后，两极分化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回避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朝哪一个方向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次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提出了一个社会目标，而且这个社会目标是引领其他目标的终极目标。
从整个国际经验来看，欧洲的和谐社会概念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确立了公民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1960年代联合国通过了两个人类共同目标的文件，强调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是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文化权利与教育权利相关。这两个权利保障了每个人基本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底层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能够实现向上流动的基本保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贫困人口可以向中产阶级发展，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主体。
第二，建立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非常激烈，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比如德国实现了社会的和解，是指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和解、合作甚至成为社会伙伴，能够在体制内通过谈判和沟通解决利益的冲突。什么是和谐社会的含义，我认为指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关系，公民权利讲的是公平和公正的问题。
第三，强化公民社会，让公民可以组织起来，以进入市场应对市场的风险，能够进入国家的公共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100多年来西方社会建构中的历史，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物，来看中国现在现代化可以做哪些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
周建明：首先，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里面首次提出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的核心价值，然后把确立和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建立和保障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怎么确立和保障公民权利，怎么样逐步推进它，这是一个必须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回答的问题。
第二，中国出现了结构性的社会分化，并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利益集团，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处理这样的关系需要什么样价值观的引领，需要建立何种机制。
第三，市场化以后，中国重新又走向了一个高度分散的社会，特别是农村。这是我们所碰到的中国怎样发展民间社会的问题，前提是在目前条件下，如何界定民间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什么样的政策适合民间组织的发展？
这三个问题超越了我们讲的建构和谐社会的内容，实际上是在问：中国往哪里去，中国如何走向那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战略性的设计，需要有一个路线图，只有这样，13亿人口所组成的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才能走得比较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所提出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是破了一个题，但是其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经济政策也要“和谐”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除了上述建设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础，再补充一个经济基础。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经济政策取向其实有偏差，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从1980年代到2001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变化，1985年是2．3％，最多的一年是1996年，为38．5％。这项支出比中央财政任何一项支出都大。出口退税合理性何在？所以我认为出口退税制度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另外是要开阔国企改革的想象力，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应该有一部分既不分掉，也不卖掉的国有企业。2005年中国财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争取实现中外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现在远远低于国有企业，而且从增值税上看，国企的负担是最重的。而正因为国企负担重，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使得政府可以运转，使得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够在比较低的税负下发展。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角度，我们也要肯定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最近中航油的事件，反映了国有企业重要的问题还不是简单的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根本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国有企业。“真正”是什么意思？“真正”是要有国有资本的预算。公有资本预算做得比较好的例子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该州的石油企业属于州政府，每年的预算经州议会批准，而不像中航油。中航油是垄断的，利润也不上交中央，因为没有国有资产的整体预算，就留在企业里，结果被一个人损失5．5亿美元。而在阿拉斯加，公有企业每到年底还向所有的阿拉斯加居民发一份社会分红。这种做法深有启发，可与我们的社会保障创新联系起来。总之，只有在开阔的思路下才能探讨怎么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经济改革方案。
胡鞍钢：中央财政收入表面上更多从沿海地区获取，然后转移支付到中西部地区；但是有了出口退税以后，实际上沿海地区主要是我们的出口基地，得到了大量的中央的直接补贴。根据崔之元的计算，结果是十分惊人的，已经达到中央财政支出的20％－30％了。
当然不是不需要刺激出口，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来鼓励出口。实际上这个出口退税不仅有利于出口集团，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美国的消费者，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在中国这样的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一个世界最富裕的发达国家进行中央财政补贴的状况，这显然是不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比较规范的现代国家的公共财政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公共预算制度；第二是社会保障收支制度，就是社会保障金或者社会保障税；第三是国有资产或者资本的经营预算。
另外，个人所得税是从富人收税补贴给穷人，是直接补贴，还不是间接补贴，我们现在的一些扶贫资金都是给地方政府，然后由地方政府再往下发，这就产生了“漏斗”现象，即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在大幅度增长，但是真正需要得到转移支付的公民和家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因此需要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主要转移给地方政府转向主要转移给人口或家庭，使公民直接受惠于国家的援助。
中国的巨变，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正是基于这一巨变，也就产生出在巨变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我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或者快速转型和大规模转型的社会，必然会形成所谓的大规模的，或者急剧的社会分化。
然而人类历史发展是可以选择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也包括北欧，都出现了社会的分化和阶级冲突，促进了国家选择社会的妥协和达成共识，特别是劳资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候，政府作为第三者进行社会协调，从而形成社会共识，共识形成的过程就是妥协。社会妥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进而形成了社会的和谐，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了调整，公民得到和享有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中国需要“和谐社会”的理想。最大的挑战就是，在现代中国巨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矛盾日益冲突，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出现一个大的社会转折，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不能经济繁荣，没有社会和谐，中国不能长治久安。
建立安全社会：对中国的挑战
2005年春节前后，令人震惊的矿难扰乱了节日的祥和。2月15日16时左右，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松林村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最终27人死亡。正月初六，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最后有214个矿工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夺去。
如果说中国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矿难还没有完全唤醒人们的安全意识的话，那么在2003年迅速蔓延的ＳＡＲＳ以及后来的禽流感则是对我国整个社会安全体系的威胁，因为在这场波及整个社会安全的危机中，人们遭受打击的概率几乎是均等的。这场公共安全危机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依靠私人力量维系私人安全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安全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乃至全球的需求。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安全体系和全球公共安全体系才能充分保证个体的安全。安全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公共安全：一种新安全观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博士断言，人类对安全的需要，仅次于对生存的需要。这种对安全的需要，与其说出于理性，不如说发自本能。人类的本能首先是生存，然后就是尽可能地将生存状态延续下去。为此，一个不会打断人的日常活动的外部环境就不可或缺了。安全概念就是对这种外部保障的抽象概括。
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可见，安全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简言之，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实际上是一种安全主体与其外界环境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在这种和谐共存状态下，客观上有效防御了危及人类安全事件的发生，主观上人们就拥有了安全感。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类的安全观经历了从共同体安全到私人安全再到社会公共安全和全球公共安全的发展。人类最早提出并试图解决的是共同体安全，起先是血缘共同体的安全，后来是地缘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安全。
私人安全观念的高度发展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个人安全被提高到与自由、权利、财产、生命、健康等价值密切关联的具有丰富包容性的价值符号。洪堡对个人安全的理解非常有代表性，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实施赋予他们的权利中不受外来的干预，我才称他们是安全的，权利可能涉及他们的人身或者他们的财产；因此，安全——如果说这种表述听起来不太过于简单因而也许是含混不清的话——就是合法自由的可靠性。”针对这样的私人安全观念，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高扬私人安全观念所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无法自我实现，国家的介入于是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由此，私人安全取得了它的现代形式——公共安全。对公共安全的理解多种多样，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主观感觉；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社会秩序；从法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国家职能；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制度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公共安全是一种公益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当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发现，公共安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现象和国家现象，而是一个贯穿于整个世界的全球现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安全危机总是发生在那些治安不好的地区，环境危机总是发生在那些肆虐掠夺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随着大型化工厂纷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人们想当然认为只有那些生活在工厂周围的人的生命才会受到直接威胁。但是，在全球化风险的推动下，这种等级式的阶级分配逻辑被打乱了，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
安全危机不再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出如此强烈的公共性与全球性。作为一个局部性疫病事件的非典，却引发了全球性的心理恐慌，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的公共安全话题，就证明安全问题已经日益公共化、全球化了。
所以，新的安全观不是一种原始的共同体安全和狭隘的私人安全，而是为针对整个社会和全球的公共安全。中国学者把这种安全称之为“非传统安全”。
公共安全：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每当爆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时候，人们习惯于把目光聚集到政府身上，观察政府怎么组织力量、应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特别是突发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成了对政府能力和政府职员的责任心的“考试”。从传统的国家职能理论看来，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国家既然垄断了合法暴力使用权，就应当承担全部公共安全职责。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思路并不是毫无问题。因为这个“考试”并没有将政府平时在公共安全事务上所做的工作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人们不知道政府是不是曾经采取过预防措施，不清楚哪些危机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哪些危机是可以推迟爆发或者削弱其爆发强度的，人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公共安全形势完全听任偶然性的摆布。在这样的条件下，仅仅根据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来评价政府及其领导人，并不完全可靠，有时甚至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在当代社会，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承担公共安全责任。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已经丧失了其先前的单纯性质而日趋复杂。用挑剔的眼光看来，在我们现在生存和活动的这个世界上，危险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至于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风险社会。面对这些并非由敌人操纵的形形色色的风险与重重潜伏的危机，政府还有能力包揽全部安全事务吗？如果某种风险或危机在一定的时期内显得迫切而重要，就会有人呼吁政府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来。
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一般方式是将其安全化。安全化，首先意味着打破惯例常规，由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便宜行事。这必然同时造成两个结果，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二是社会参与的减少。
由安全化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扩张，即便是对政府而言也不见得是件好事，理由在于：第一，政府日常事务中安全事务的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安全事务因其特殊性质而容易被列入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中。不幸的是，政府人员对于处理这些事务完全缺乏经验，也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方便的原则规范，这必然导致有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
由此就出现了第二个不良后果——政府机构和财政支出的膨胀，要避免接下来产生的机构运转僵化和资金使用低效现象，对任何一个政府都不简单。
倘若政府对公共安全事务的处理不能尽如人意，无法确保万无一失，那么它就不得不接受第三个不良后果，这就是政府声誉受损。
将某个问题安全化，排除社会的政治性参与，必然会导致在该问题上信息沟通的减少。一方面，这会对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有可能额外地增加解决该问题的成本，或者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恶化。一般说来，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减少公共安全事故具有不可低估的效用，政府的果断处置虽然在临时应变时可能收到一定效果，但在成本和连锁反应方面，政府经常会估计不足，不能兼顾。
依靠制度建设保障公共安全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使当代的人们陷入安全困境的，并不是风险和威胁本身，更多地是制度对变化的反应迟钝，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
吉登斯对问题的判断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这里有两项重要的正本清源的工作，首先是重新思考我们时代的整个制度结构，其次是建构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全面应对潜在和显在威胁的公共安全制度体系。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公共安全制度建设，政府虽然无法营造绝对的安全，但能够建构越来越可靠的安全制度体系。在面对新的安全挑战时，政府首先要考虑的不应再是将有关问题安全化，而应当把它作为检验和改进安全制度的材料，最终将其纳入制度防范的范畴中。
公共安全制度建设的宗旨是将不可控的危险因素纳入程序化的处理框架之中，以逐步实现对它的控制。为此，应注意以下原则：
（1）积极预防原则
公共安全制度建设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日常防范制度，二是危机管理制度。以哪一部分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把公共安全的重点理解为应急预案、危机管理，那么就只能建设消极被动、疲于应付的低水平的公共安全制度。一般说来，越是有效、越是完备的公共安全制度体系，其基调越是积极的、行动的，危机管理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越不重要，也越少用到，甚至是“备而不用”。因此，制度建设应该以日常防范制度的建设为主，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危机处理预案要有，但不能将其作为主要内容，简言之，就是：日常预防为主，兼顾危机管理。
（2）逐步改进原则
公共安全制度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公共安全制度是一个开放的、生长的动态体系，能够在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充实、改进和提高。
公共安全制度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构筑了一道屏障，使政府免于直接面对公众的指责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政府的保护作用。有了明确的公共安全制度，如果遭遇到难以应对的公共危机，它可以代替政府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改变政府的压力可能就转化为改进公共安全制度的动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安全制度实际上是政府的“安全阀”，由于它的存在，可以允许在保持政府稳定的前提下改善公共安全状况。
（3）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原则
把公共安全视为一种由政府单独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恰当，因为安全消费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它实际上是融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于一体的，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是公共安全的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那种由政府包揽公共安全生产的看法忽视了这一特殊性质。
政府理所当然是公共安全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政府无力也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在政府的能力范围内所能够做的，就是主持建设一个社会性的公共安全制度体系，吸收社会各界参加，发挥个人、社区、社团组织、经济组织等的作用，以政府为纲，以社会各界为目，纲举目张，以期充分开发和整合社会中的公共安全资源，在减轻政府压力的同时提高了政府管理公共安全事务、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整体参与安全社会的构建
既然公共安全是为所有人乃至所有国家所共享的，那么，公共安全就不是完全凭借一种社会力量所能构建起来的。公共安全必定是在各种力量整体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政府是构建公共安全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政府是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政府可以凭借法律、武力等强制性力量以及对资源的调动，为整个社会提供稳定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公共安全领域一定是政府首先介入的领域。
例如，电梯是一个狭小的场所，但它却是一个为公众所使用的公共场所。某个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由于电梯质量低劣，又没有经过政府安全检测部门的审批而私自安装，导致一个小孩被电梯活活夹死。所以，政府必定会通过电梯安装程序以及电梯质量的检测等的强制性手段，来保障乘坐电梯的人的安全。电梯安全就是典型的公共安全的缩影。再例如，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对市内各种房屋按照其防震能力打分，为人们租用和使用房屋提供安全警示。总之，政府应该通过积极措施和消极措施两个方面，为安全社会的构建提供可靠的保障。
其次，民间组织对在构建安全社会中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民间组织是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根据复旦大学于海先生的研究，民间组织在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如下四种所用：（1）政策倡议；（2）社会动员；（3）资源整合；（4）专业服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安全教育也基本上都是通过依托民间组织来进行的。因此，民间组织与政府共同构成了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组织力量。
最后，既然公共安全危机对每一个人的打击概率是均等的，那么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构建安全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是基于公共安全危机与每一个公民利益相关的公共性质来考虑的。例如在地铁和许多交通设施中，公民对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消极公民的意识曾经酿成了很多公共灾难。因此，在构建安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扮演积极公民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更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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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