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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上看，唐万新比牟其中要严重得多，牟没有干什么事，唐万新干了很多事。”
关押在武汉的两个重庆人
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
德隆当初的倒塌尽管有些突然，但如今却已成为了历史；唐万新的被捕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如今也变成了过去式。
时间很轻松地跨过了2005年的门槛，但是横在德隆，或者是唐氏兄弟面前的那道坎却在历经一年之后仍迈不过去。
于是，时间的累积使德隆变成了一个符号，一本教科书，被妖魔化的德隆就像是中了一种邪恶的咒语，等待着更高明的法师为它“解咒”。
钟朋荣，这位有着“京城四少”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为德隆的产业整合思路喝彩，即便是在德隆东窗事发近一年之后的今天，他仍然坚持“德隆是为了做实事而违规，我们应宽容地对待德隆和唐万新”。
钟朋荣想如何拯救德隆？他又有怎样的抗辩理由？他那种“凭着良心说话”的态度是否能解除德隆身上的“魔咒”？
牟其中说得太多
唐万新做得太多
有比较才有鉴别，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
评价唐万新，钟朋荣所选择的命题是“关押在武汉的两个重庆人”。2004年12月17日，德隆集团核心人物唐万新在湖北被拘捕，关押于武汉某看守所。而在5年前的2000年8月，曾有着“中国大陆首富”之称的牟其中，以信用证诈骗的罪名关押在武汉洪山监狱。
拿唐万新与牟其中进行比较，除了他们都在武汉被羁押之外，他们都曾在中国的商界叱咤风云，最具戏剧性的是，他们都是重庆重庆人。
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偶然性的可比因素，但在钟朋荣眼里，唐万新与牟其中的这种渊源远不止籍贯这么简单。
“牟其中曾提出一个99度加1度的理论，说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很多资产由于体制问题大量闲置，在计划经济下烧了很多水，但都烧到99度就不烧了，牟其中说自己就是要把它加1度，把水烧开，但具体怎么加这1度，牟其中并没有找到答案。”
钟朋荣说牟其中虽然只提出了理论，而没有找到方法，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理论在今天的价值，而“唐万新恰恰把牟的这个理论变成了现实。”
也就是说，唐万新无形中变成了牟其中理论的实践者。按照钟朋荣的说法，德隆对水泥产业的整合，电动工具的整合，汽车零部件的整合，以及其他产业的整合“正是在做加1度的事。”
将牟其中放进钟朋荣的评价体系里，牟其中是一个喜欢空喊口号，虚张声势的人，“牟没有真正干事，只是吹了很多牛”。
相比之下，唐万新显得务实和低调，“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比较，钟朋荣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德隆这一步，想都没有想到。”
而对于德隆的产业整合，在采访中，钟朋荣甚至脱口而出地借用了“伟大”这一字眼，沉思片刻之后，才将其更正为“很成功”。“它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进行产业整合，行业整合，很有成效”。
很显然，在这场旁观者对“两个重庆人”的比较中，牟其中以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夸夸其谈占据了下风，而唐万新那刚刚倒下的德隆帝国则以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是一个“实践者”。
唐万新证明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叫做失败，而对于唐万新的失败，钟朋荣也准备了辩解词。“唐万新的问题不在于他的整合不对，而是在于整合得太多，在这一点上唐万新与牟其中有相似的地方，都比较‘贪多’。做得太多就导致了实力不够，管理不够，尤其是资金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成本很高的资金不可能不要，甚至一些违规资金也要”。
“德隆不是做得不对，而是做得太多。牟其中的定位就有错误，结果问题就出在他什么都想干。”
一句话，“唐万新与牟其中不是一码事”。
他们栽同一跟头
都是金融惹的罪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德隆，狱中的牟其中也有过评价，认为德隆之所以命运跌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
对于自己经营南德集团的经验，牟其中曾总结过一条规则，即在中国金融改革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
但是，命运就像是跟牟其中开了一个玩笑，越是害怕什么，就越会在这上面栽跟头，牟其中害怕中国的金融，而让牟获刑的偏偏就是“信用证诈骗罪”。
“唐万新的产业很好，如果融资渠道好一些，金融环境好一些，德隆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变成一个悲剧。对此，政府需要反思，一方面银行存款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企业又很缺钱，老百姓有钱也没地方投。”
钟朋荣也把德隆的倒塌归因于现存的金融体制。不过，将德隆的死因归结于金融体制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众所周知，国内的金融体制并不只针对德隆，所有的企业都不得不服从这样的体制，为什么死掉的偏偏是德隆？
这估计还得从德隆所谓的“整合传统产业”的思路上找原因。在德隆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重组方案建议中有这样的数据：“德隆相对控股的生产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400多亿元，员工5.7万人，为社会提供27万多个就业机会，解决了包括新疆农牧民在内100多万人的生计。”
从这一点上看，德隆的产业是庞大的。不过，对于上述的数据，很多人并不认可，北京嘉富诚资本研究公司总裁严晓建就认为，唐万新的这一说法有些夸张，“德隆的产业投资庞杂而无序，在汇源果汁股权出让之后，旗下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
显然，这样的评价与钟朋荣对德隆的产业评价存在矛盾。早在2001年，钟朋荣应邀去新疆德隆本部调研之后，钟朋荣就曾发表了《我看德隆的整合之路》一文，指出德隆所走的是资本经营与产业整合相结合、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相结合的整合之路，“是把资本经营作为产业整合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收购同行业中最优秀的企业，然后通过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去整合和提升整个行业”。
即便到了德隆衰败的今天，采访中钟朋荣仍认为怀疑德隆产业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德隆的产业我亲自看过，很不错”。
在采访中，钟朋荣将德隆下面的产业比做“儿子”，而且是不错的“儿子”。“老大在美国留学，老二在英国留学，老三在北京大学读博士，都是好儿子，前景都很好，但是儿子太多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钱来供养，如果能借个三五年，等到老大、老二都毕业回国了，每月能挣不少钱，才能慢慢还。这就需要有借款的渠道来保证父母把三个儿子都送到毕业，但没有这样的渠道，资金链就断了。”
通过这样的比喻，钟朋荣把问题归结于中国企业现阶段的融资结构。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主要是债务融资，整个信用都集中在银行，都是借贷融资，德隆也不例外。主要是对银行借贷。
而这样比较单一的融资结构，一旦有风吹草动，碰上宏观调控，银行紧缩贷款，就变成了一种风险很大的融资方式，谁都受不了。而德隆所做的多数都是长期项目，与短期融资体制不匹配。中国急需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和长期的资金来源。
在此，我们并不怀疑钟朋荣的推理逻辑，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要是只有一个大儿子，而没有老二、老三呢？资金链还会不会断裂？
一意孤行救金新
德隆没钱请律师
“唐万新现在关押在武汉，连请律师的费用都没有，要凑钱请律师。为了这个事，唐万里跟我谈过好几次，说要写一本关于德隆的书，挣一笔稿费去付律师费，跟我策划过好几次，我想，唐万里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表演吧”。
听完钟朋荣这样的表述，我们感到很震惊。很难想象，曾经在中国富豪榜上享有一席之地的唐氏兄弟会陷入这样的窘状，我们的另一个疑惑是德隆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这正是钟朋荣想说的，“说明唐氏兄弟并没有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而是拿去做事了。”
在对钟朋荣的采访结束后，我与一个以擅长“民营企业批判”的资深财经记者聊到了德隆和唐万新，他出人意料地告诉我，通过对德隆与唐万新的了解，他原先对民营企业刻薄的态度开始转变，“德隆很不容易，唐万新很不容易，民营企业很不容易。”
我惊讶之余连忙追问原因，这位朋友跟我讲述了他与唐万新在几次接触中的对话，“我曾问唐万新为什么不做房地产，这样赚钱比什么产业整合快多了，唐万新说这样挣钱来得太快了，没意思；我问他既然跑到国外了，为什么还回来，唐万新说如果他不回来，德隆怎么办，德隆人怎么办？”
突然间，我似乎对德隆整合传统产业的远大理想略有所悟，而钟朋荣有关唐万新责任感很强，“唐万新是个好人”的评价也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空洞。
钟朋荣还告诉记者，德隆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最直接原因，是唐万新当初一意孤行地要去救金新信托，其原因是金新信托里有大量新疆老百姓的委托理财资金。而“德隆在救金新信托之前，它的资金状况非常良好。”
但是，德隆事件发展到今天，再讨论唐万新的人品好像并没有多大意义，“从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上看，唐万新比牟其中要严重得多，牟没有干什么事，唐万新干了很多事，这就造成了很多银行贷款与老百姓的委托理财资金损失掉了，上百亿的资金收不回来，给很多企业造成了损失，很多人巴不得一刀杀了唐万新”。
在与钟朋荣的对话中，钟在各个问题上虽然都在极力为德隆辩护，但他并不回避德隆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不过，钟朋荣还是希望社会能宽容地对待德隆，对待唐万新，“毕竟他是为了想做事而犯错，再说，德隆也没有去诈骗。”
究竟德隆犯下了什么样的错，唐万新又有着什么样的苦衷，相信在被告席上唐万新会有自己的述说，而唐万新今后的命运又将如何，被告席前方的审判席不久也会给出一个答复。
德隆的命运轨迹看起来要比唐万新的清晰，但钟朋荣认为德隆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整合，而一旦将其分拆，便无异于一堆破铜烂铁，再也体现不出它所具有的价值。汽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奔跑，而将汽车分拆成零件，只能是一堆废铁。
德隆的命运会以一堆废铁而告终吗？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