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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执政党以及本届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执政理念，比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等等。所有这些新的理念，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想。总括地看，这些描述，构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观或政权观，而和谐社会则进一步提出了新一代执政集体的社会理想。这个理念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主题举行了高级干部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用二十八字定义了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些原则，从而使之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任务之一。“和谐社会”的理念成为本次两会的热门话题，几乎达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很显然，这个理念具有动员和整合舆论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改革力量重新积聚，“把改革进行到底”，找到了合适的突破口。联想到2005年是“改革之年”的定位，则可以说，政策部门和舆论界正试图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回顾26年来的中国改革，大体上可以用两个共识来概括，第一个共识是：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可以把这一共识称作“改革共识”；第二个共识是：中国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而这些矛盾有些是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老问题，有些则是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些老问题，由于出现在新的背景下，也可以视作是新问题，可以把这一共识称为“冲突共识”。
但是，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则存在着分歧。分析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在主要的领域出现了愈益显著的失衡和腐败，它们反映到社会经济领域，则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有些冲突在局部甚至相当的尖锐。冲突造成的摩擦，提高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谁来承担改革的成本”问题，就一再被提出，就说明了围绕改革存有争议。利益的冲突以及改革成本分担上的争论，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改革收益或改革红利获得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一个总是获益的既得利益者群体和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群体。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愈加突出。主要由于官商勾结造成的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领域资本和劳动的不对称导致的分配不公、打着改革旗号实则大搞利益输送形成的腐败等问题，使曾经存在的改革共识，出现了裂隙。有人据此批评改革，批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中出现的不和谐，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这是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这些冲突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时期的、观念的（或价值的）冲突。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年均达9％以上。即使冲突加剧起来的上一世纪末迄今，经济也同样保持着高增长态势。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现象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公平的分享。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一直呈扩大趋势，出现了一个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弱势群体。同时，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十分突出，有学者用“一个国家，四个社会”来描述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最近一两年，社会矛盾凸显，学者们认为这是人均ＧＤＰ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是否也将重复这一规律？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当然并不是规律，而是有自己特色的现实：一边是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一边是不满意的声音越来越响，社会突发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这些事件的分析表明，不满基本上都是当具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出现的。有一段时间，流行一句口号，“分享艰难”，确实，在大家都艰难的改革初期，人们甘愿忍受艰难，但是，在蛋糕更大的如今，为何不愿分享呢？答案就在于，这些增长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从增长中感受到的只是利益受损。当这样的损失与增长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时，他们的受损感就更为强烈。比如，建设开发区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土地被圈占而又没有得到足够补偿的农民，就感受不到经济的增长，相反他们感受到的是被剥夺。他们觉得增长没有公平地被分享。
中国当前社会冲突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从取向上看，中国的改革毫无疑问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现实中，大量的政策措施，都被称为市场化。市场经济本身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说，这是一种重视资本和竞争的经济体系。过分重视资本和竞争，会给社会带来不少的弊病，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深刻的批判。在中国，作为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人们重视资本，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形成的保守文化，“等”“靠”“要”，也应当受到竞争文化的冲击。但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并不是一般情况下资本和竞争的膨胀，而是政府也接受了资本至上的原则；鼓励竞争的同时，却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权。由于法治不健全，由于转型期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政府本来具有的仲裁者的作用，往往因卷入冲突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大量的越级上访，显示出来的就是本级政府仲裁职能的失灵。比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是社会领域经常发生的，司法系统和政府系统，只是仲裁者，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劳资冲突总是演变为劳方同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冲突。不少市场经济的批评者根据现实中发生的冲突，得出了“市场失灵”的结论，实际上是很不准确的。现实正好相反：冲突经常是政府失灵和司法失灵造成的。在群体事件背后，大多都有政府的责任：他们中一些人的利益，同群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从上面对冲突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有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没有被公平的分配，一部分人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这与我国改革初期政策制定过程的偏向有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这一偏向的表达，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资源占有和权利樊篱，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比如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区隔进而造成的权利樊篱就可以解释当前的诸多冲突；第三，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公司化的偏向，ＧＤＰ成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职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第四，是司法体系的权力导向，通常应当是最后救济手段的司法，常常被政府或强势群体俘获而有失公正。
正是在上述四个机制的作用下，我国改革进程才出现了失衡和尖锐的冲突。由这些机制也可以看出，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不应对失衡和尖锐的冲突负责。他们基本上不是市场失灵的产物。诸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甚至比较严重的危机，都与权利樊篱的存在以及政府、司法体系失灵有关。从权力和权利平衡的角度讲，这些失衡和冲突的背后，乃是权利缺位和权力没有进入法治化轨道所致。
例如，城市建设中的旧房拆迁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住户因为补偿问题常常与开发商及政府发生冲突。那么为什么得不到让他们满意的补偿？回答是他们不具有与开发商平等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双方的权利是不对称的。再例如，农民工的工资连续多年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就与他们农民工的身份有关，这一身份具有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权利含量。还有，南方某城市曾经发生过一家企业工人的堵路事件，其原因是工厂老板长期压低甚至不兑现工人工资，老板的做法违反政府的规定，工人长期协商未果。在协调过程中，政府显示出的立场，明显偏袒资方。
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需要警惕的是，结构定型不应当转变为权利的分割。权利是不能分割的。半张入场券就不是入场券。假如阶层之间形成了权利的分割，彼此之间无法穿透，那么，经济的增长就不会转变为减少冲突的力量，相反，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强化冲突的力量，其中的机理就在于对于那些被排斥在场外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现代社会存在着冲突是正常的。适当的冲突是社会有活力的表征。和谐只有在有冲突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缺乏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或者说缺乏“纠错机制”，从而使社会的总体运行出现不和谐或功能紊乱。据此，可以说，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当着力于纠错机制的建设。
一个社会的纠错机制，首先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法治体系；其次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政府系统；第三是这个社会的公民领域具有高水平自我调节的能力；第四是这个社会公民个人的法治自觉和道德素养。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应当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其中的关键，是前两个，亦即：1、司法公正，权利平等，建设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2、以人为本，运行透明，建设一个廉洁高效负责任的政府。
和谐社会理念所蕴含的深层机理，把我们关注的重点，引向了改革。如果说，人们在社会和谐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么，人们在改革方面，也应当存有共识：和谐社会所针对的诸多不和谐症候，皆须通过改革来消除，而且，相对于此前的改革，通向和谐社会的改革，则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改革，是以政府权力和司法权力为主要对象的改革，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现实看，和谐首先指的是：增长的成果是共享的。其次指的是：经济过程中的机会，对所有人都应是平等的，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群体垄断的。我们将这一共识，称作新改革共识。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改革出现了一些争议，对于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甚至也产生了怀疑。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区分真正的市场经济和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场经济。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有些是探索中难以避免的失误所致，有些则是把公权用于满足一己之私所致。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予以消除。如果人们都团结在新改革共识的旗帜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望迎来一个社会和谐的局面。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