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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计划最后一年的早春，中国的西部。
干渴、贫困的西海固山区汲水的水窖增多了；桂东南的山乡传出了隆隆的机器声；青海的荒山染上了星星点点的绿；广袤的新疆正在以加速度修建一个个地方机场……
几乎与此同步，甘肃河西走廊腹地的一个农家，两个渐渐成年的女儿只能共穿一件衣服；贵州山区的儿童们，年龄不论大小，还是那么一拨一拨地与学校无缘；宁夏北部重工业区在全国煤电热的冲击下，钞票日渐增多，天空却日渐灰暗；云南民营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融资无路，生存异常艰难……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西部，特别是西部大开发5年之后，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的这一地区，离经济发展并未减速的东部究竟还有多远？最近，《中国经济时报》与搜狐财经共同发布的“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公众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大开发5年后的今天，却有58．01％的人认为东西部差距拉大了，在各种观点的比例中占绝对优势。
中国究竟该怎样面对东西部的差距？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个无法绕行的命题。
ＧＤＰ“航标”之比
在众多的指标当中，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不是惟一和绝对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它仿佛一个“航标”，能够在一个时间段以内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部与东部的差距。
中国的西部地区，12省市区土地面积约67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七成，人口有3．3亿，大约是全国总人口的1／4。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在西部大开发5年间，经济发展速度都达到并超过了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连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似乎应该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印象，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至少会停止东西部间差距的扩大。
但事实却是，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呈现出继续增加的趋势。就连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也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坦承这样的现实。
2003年一篇《审视西部大开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组关于ＧＤＰ的数据：从ＧＤＰ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4年间，东西部ＧＤＰ增长率，以1998年为100，东部11个省、市、区ＧＤＰ的4年增长指数分别是：7．36％、20．51％、32．85％、44．59％；西部12个省、市、区ＧＤＰ增长指数分别是：4．82％、13．70％、24．59％、36．20％。4年时间，在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6．81个百分点、8．26个百分点、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
从人均ＧＤＰ看，西部人均ＧＤＰ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0年的566美元，2001年的605美元，2002的663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ＧＤＰ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
而此前，从西部地区ＧＤＰ占全国比重来看，19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ＧＤＰ占全国比重也一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至1995年，西部ＧＤＰ占全国比重基本是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西部ＧＤＰ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3．6％、13．5％和13．4％，虽然1995年以后平均下降速度由0．6个百分点减缓为0．1个百分点，但是总趋势仍在下降。
2004年，东部ＧＤＰ是西部的2．62倍。在31个省、市、区中，广东ＧＤＰ总量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总量的10％；山东ＧＤＰ居全国第二位；江苏、浙江ＧＤＰ分别居第三、第四位。排在前八位的省市，有7个都分布于东部地区；排在25名之后的省市区，却几乎都属于西部地区。
虽然在过去的5年间，西部大开发政策在带动西部发展加快的同时，也使得西部与全国年均增长速度的相对差距，从1．5个百分点下降到0．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抵消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的现实。针对这样的现状，国内有关方面正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投资机制和推进《西部开发促进法》的制定与颁布实施，来改变下一阶段西部大开发的轨迹。
投资“引擎”之距
投资无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对比东西部投资指标，便可以窥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对此，长于地区经济问题研究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曾有过这样的阐述：在西部地区投资的格局中，国家和政府的投资占有绝对比重，非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比重甚微。王一鸣指出，根据近几年来西部的经济发展数据，可分析出西部地区的投资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2年，西部固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8．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2003年上半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31．1％，而西部省份内蒙古投资增长率超过了130％，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实际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5年来，针对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的60个重大建设工程，国家投资总规模就为8500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国家和政府的投资占有绝对比重。这些投资大多涉及基础设施领域。截至2003年底，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累计也获得了500多亿元的中央投资。
然而有意思的是，2000－2002年3年间，国家投入西部的国债资金为1600亿元，约占全国三年国债发行总额4500亿元的35％，按人均投资比例看，略高于全国人均的比重。但这些投资竟约有50％左右用于在东、中部采购设备、材料，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推动东、中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非国有投资、外贸和吸引外资领域，单就外商投资比重来看，1997年至2002年，西部三个省的外商投资每年均在20个亿左右徘徊，这与东部沿海一个中等城市的外商投资规模相似，其间的差距可想而知；而非国有投资在西部投资中的比重大至为4％左右，东部通常为60％，数字落差巨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虽然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连续4年保持平稳增长，从1999年的18．4亿美元增至2002年的20．2亿美元。但与东部的快速发展相比，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与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5个和1．4个百分点。对此已有专家明确指出，应关注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的东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即便如此，目前商业领域的外资仍将投资未来中国的商业亮点区域集中在东部，因为他们认为东部市场表现出的日趋饱和态势是一种动态的饱和，仍能为竞争中的外资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显而易见，外资已成为扩大中国目前地区差距的力量之一。
于是，很多人认为，缩小东西部差距首先应从投资“引擎”上作文章，尤其在西部，一定要动员非国有投资，而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要让民营企业在西部批量生长，以及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专项资金渠道，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信贷资金及社会其他资金等多渠道、多方式的西部开发投资长效机制等等。
出口“冷热”不均
2002年，中国出口200强和进出口500强的企业名单令人难以忘怀，该名单的一组数字极为扎眼：在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有159家，占79．5％；中西部地区7家，占3．5％；中央企业34家，占17％；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东部地区有412家，占82．4％。中西部地区31家，占6．2％。中央企业57家，占11．4％。很明显，无论中国出口200强还是进出口500强的入围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2003年，在中国进出口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的大背景下，出口大省（市）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合计出口328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5％。浙江一般贸易出口额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48．9％。而地处“长三角”的江苏、上海、浙江出口分别增长53．7％、51．3％和41．5％，增速居全国前列。这一年，有一个背景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西部地区出口增幅最高，西部出口增长37．9％，比东、中部分别快3．2和6．3个百分点。即便是这样，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热度依然不减，反衬着西部地区出口的冷寂无声。
2004年，商务部科技司提供的统计显示，该年度中国进出口的突出点集中在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继续高速增长，而其中凸现出的明显特征依然与东部密切相关，在此，东部沿海地区依然占据出口主导地位，只是长三角的出口甚至超过了珠三角。
除了出口指标，东西部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也可以使人们看到东西部的差距。
在国家政策公开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数年间，东部各省动作频频，浙江省为此实施“两个推动”战略，有数据显示，到2002年底全省在境外地区设立境外生产企业逾1000家，总投资5亿美元，仅2002年该省一年新批境外企业就达226家，总投资6000万美元；而广东，截止到2002年年底亦在境外共设立各类企业1082家，协议投资27．5亿美元；山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企业“走出去”，截止到2002年底，山东省境外企业、机构已达693家，总投资额7．29亿美元，投资区域分布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加工贸易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前列。上海企业亦不甘落后，加快全球化经营步伐，对外贸易、投资建厂、跨国并购齐头并进，据说未来5年新增海外投资项目将达到500个，投资总额10亿美元以上。再反观西部企业，虽然西部企业也在喊走出国门，但雷声大雨点小，可观的实际行动微乎其微。
内力与外力
分别作用下的东西部产业
2003年被认为是1995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增长最快的一年；亦是1992年以来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最高水平的一年。我们选择以2003年为例，或许是触摸东西部产业现状的一个标志点。有关材料对这一年度东西部产业状态有这样的陈述：
东部继续发挥全国工业发展引擎和发动机的作用，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提高了3．4个百分点；西部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为8．2％，提高了0．3个百分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五个工业经济大省（市）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64％，提高了5个百分点。利润列前五位的广东、山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合计实现利润4330亿元，占全国利润总额的53．1％，增幅在30．4％—49．6％之间……
很显然，中国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这更多地取决于东西部产业作用力的不同。如今的东部地区，已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经济更快增长的时期，产业结构迅猛升级，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增长的附加价值高。东部已形成了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能力，再加上新一轮国际资本和高科技产业向中国东部转移的重大机遇，内在动力的鼓动，外在机遇的降临，加速着东部的发展。
而在西部，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西部的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很弱。同时，发展状况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往往在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国有经济的落后发展恰恰制约着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一旦国家投资减少，政策变动，对西部的触动会远远高于东部。这从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可见一斑，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2004年的宏观调控，切了东部的“尾”，却砍了西部的“头”。西部产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尴尬。从去年12月的总结材料中可看出，受财政和信贷支持的西部地区，遇到的困难显然大于东部。特别是在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受到明确限制后，对西部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例如，去年上半年，四川省有6000多个已立项的项目不能正常开工，对西部地区这个最主要的经济省份来说，经济打击可想而知。
“健康水平”折射收入高下
虽然，近几年的一些统计数据不断证明，在农村居民收入领域，西部地区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2002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东、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76元和177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3％和6．5％。东部地区增速明显低于西部地区。由此，东西部之间农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由2001年度1．97：1缩小为1．91：1，西部农民收入与东部差距在缩小。但从统计数据中也能明显看到，农民收入实际数额的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近来的一项调查显示，东西部人均收入相差的程度，至少在2倍以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东部地区企业员工人均工资水平明显高于西部的现实下，东西部地区企业员工对薪酬表示满意的比例竟然十分相近，分别为71．6％和76．5％。
只是有一项研究很耐人寻味，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专家计算出的中国31个省区市人群健康指数表明，大城市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报道，该项研究涉及了4大类内容27项指标，其中包括人寿状况、身高状况、疾病状况、文化素质等要素，从计算出的各区域居民的健康指数来看，中国人口平均健康指数为36．08，最高的是北京，为60．15，最低的是西藏，仅为10．44。按等差差距为5．0原则，可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健康指数划分为五个等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基本被划入“一等区”，其健康指数在40．0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在70岁以上，常见病死亡率较低，人的文化素质较高；而广大西部地区基本处于“三、四、五等区”，健康指数在25．0～35．0之间，甚至在在25．0以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0～69岁，呼吸系统疾病和传染病死亡率较高，受教育程度偏低。
西部：消费难以走进“良性循环”
有一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区域通行，即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扩大消费，而消费扩大又促进了生产，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在中国的东部地区也适用并出现了明显的效果。这中间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消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正是由于个人消费上不去，没能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反而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循环：消费滞后影响产品销路→产品滞销影响生产扩大→生产萎缩影响就业扩大→就业困难影响个人消费，首尾相接，使整个经济发展越加艰难。
同样，用数字也能说明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循环”的存在。
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3538元，全国最高的广东省为6254元，是最低的内蒙古的2．52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西藏的3．8倍。到2003年末，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8372元，全国最高的上海为17110元，是最低的贵州省的2．81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1943元，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西藏的5．5倍。“循环”性质的不同造成了相反的发展方向，使得东西部地区本来存在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旦一个地区的经济处于某种循环之中，要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出现大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这种循环，而要打破这种循环，就必须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于是有学者认为，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会有助于促成新的产业和消费增长点，进而影响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图改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并为此提出种种信贷方案，但这些观点究竟能对现状有多少刺激，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市场化程度：东西差距的主因
纵观东西部差距的各种研究指标，市场化程度显然是最为惹眼的指标之一，有数据显示，东西部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差距巨大，这似乎和《中国经济时报》与搜狐网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在这项调查中，有43．32％的人认为对于东西部的市场化程度相差幅度在50个百分点以上，在各种观点的比例中占绝对优势。而谈到这一点，专家们的观点是，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市场化进程最快，而北京及周边地区及大连等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次之，中西部地区最慢。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认为，东西部现有差距的主因就是私营经济发展的差距以及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袁钢明亦认为，西部地区“欠发达”的根源是“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袁钢明在一次论坛上明确谈到，中国西部的许多省份如新疆、贵州、甘肃等省区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稀有资源。如果能按市场规则运行，可以轻松快速地发展。若参照国际通行的惯例，依靠“市场化手段”对西部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全可能让西部富起来——因为世界上的资源富集地区，多数都是富裕地区。如果确如专家们所说，看来市场化程度将成为缩小东西差距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指标。
不过，近来最热门预测的确是有关未来中国的总体市场化程度的，权威观点认为，到2008年为76．1％，2013年为82．5％。而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预测，中国的目标市场化程度应为80％—85％较合适，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但是，从目前的60％多到8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前20多年我们把体制改革中好改的那部分已经改过了，剩下的是与所有制、政治体制相联系的比较难改的部分，这无疑将考验中国的“攻坚”能力。
怎样缩小东西部差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专家认为，真正的出路还在于依据国家现有力量在政策、体制和实际的财力物力上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走东西部共同、协调发展的道路。
在2005年的3月，依然滞留在早春中的西部，在全国“两会”的声浪中，正在默默地积蓄着前行的力量。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