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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代表：
发挥“中国因素”争抢国际贸易“主场”
本报特派记者 安明静 发自北京
过去的一年，作为基础原材料的进口大国，中国对世界相关产品市场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直接影响着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但国内企业并没有因为中国因素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赢家，从榨油商的违约到中航油的沦陷，国内大多数企业非但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反而承担了巨额损失。
如何利用“中国因素”在大宗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3月10日，作为来自期货界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国内企业承担了涨价风险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是体制因素。我国多种基础性商品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
首先，当国内出现商品短缺时，政府从保证供应角度出发，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进而加剧商品价格上涨，容易引发逆向调节。
其次，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容易贻误最佳购买和销售时机，甚至造成在价格上涨时购进，在价格下跌时出口。如2004年2月国际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由于限制出口，错过了极好的出口时机。再次，以行政手段安排的集中采购，在市场供求紧张时，影响巨大，而且这种采购方式意图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很容易陷入被狙击的境地。
最后，我国一些机构在国际市场高价买进的商品，可利用体制上的渠道在国内实现高价销售，由普通消费者来消化这种较高的采购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不仅造成企业缺乏竞争力，而且是以一国之力为某些个体行为承担风险。
二是企业因素。我国企业的经营范围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很少顾及国际市场的影响。当跨出国门直面国际竞争时，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的把握，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操作都十分被动，加上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决策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出现大量企业拿国家资产在国际市场豪赌的现象。中航油问题并不在于它参与了期货套期保值，而是在于场外交易中的投机过度，企业法人独揽决策大权，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形同虚设。
三是市场因素。我国期、现货市场脱节，现货市场贸易量巨大，但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国内企业没有有效回避风险的工具，在国际上无法体现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价格形成中没能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作用。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不能提供完善的避险工具，也仅有26家国有企业可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其他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国内期货市场或依托境外机构进行贸易避险。允许参与境外交易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代理交易，国内企业的操作完全被其掌控，在信息不充分、操作不方便等因素制约下，套期保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我国在许多基础性产品如油料作物、能源、钢铁等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采购还将持续增加。实现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最大风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价格风险管理手段的缺乏，国际商品话语权的弱小。为此，朱玉辰提出了3点建议：
一是调整调控理念。市场调控必须符合价格形成的内在规律，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同商品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利用期货市场把握现货市场趋势，借助虚拟经济力量推进实体经济运作。市场调控必须增强前瞻性，在市场供给偏紧、价格大幅上涨时，政府应增加供给，避免与市场争资源。只要调整调控理念，以市场趋势为依据，就完全可以调控好国内市场，利用好国际市场。
二是增强避险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下，政府必须首先树立避险观念，企业应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三是加快发展我国自己的期货市场。粮食、能源、钢铁等基础性商品涉及国民经济众多重要产业部门，政府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切实加快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期货市场，争夺国际商品定价权，变客场为主场，以此减少企业参与国际商品采购的操作风险，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国之一，我国具备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掌握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我们应加快商品期货的上市步伐，尽快推出石油、钢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期货。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11日 第二版)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