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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只基金去年租用近千个交易席位，支付交易佣金约5亿元，平均每只基金约占用6个席位基金交易席位制期待破旧立新业界呼吁基金获取直接席位并取消席位分仓限制，这既可减少运行成本又能降低违规风险
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获准设立独立席位后，基金席位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161只已成立的基金占用了两大交易所近千个交易席位，占交易所全部席位数量的40%，全年支付交易佣金约5亿元。“现有基金席位制度不仅产生巨大的成本，而且积存了不少流弊。”基金业界人士呼吁，应尽快对沿用7年之久的基金席位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席位数量惊人
每一只新基金的发行，就意味着要新增4个以上的新交易席位，基金业现在每年新增数百个席位，问题在于，基金是否真需要如此庞大的席位量？
“基金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席位，这种席位制带来了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一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沿用多年的基金席位制度带来了庞大的成本、很繁琐。如果说曾经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它，那么现在这一背景已不复存在。”
我国现有基金席位规定：每只基金通过任何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证券的年成交量，不得超过该基金买卖证券年成交量的30％，这就决定了每只基金至少需要租用4个不同券商的席位。
根据本报信息部的统计，到2004年中期，我国已发行基金产品的31家基金公司，共管理着142家基金，租用了833个席位，其中每家基金公司约租用26.87个席位，平均每个基金使用了5.86个席位，旗下席位最多的是华夏基金公司，它租用了62个席位，为此在半年内的佣金达到了2141万元，而这31家基金公司为了这833个席位在半年之内支付了超过2.2亿佣金，同比增长了52.9%，若考虑2004年下半年又新发19只基金因素，则基金业全年支付交易佣金达到5亿元左右
改革制度一举两得
一位基金公司总经理认为，每个基金公司使用深交所、上交所各一个席位就已足够，而且基金公司也可以参考保险资产管理方式，获得直接的席位，该人士认为，现有的基金席位制度几大弊端积存已久，如不能解决则既加大运行成本、又增加违规风险。
在现行制度下，一家基金公司往往拥有数量众多的交易席位，因此如何对各席位进行有效管理，如何根据各券商提供的研究、销售支持或者其他服务给予细化分配，便成了各基金公司很头痛的事情，消耗了大量的操作成本；而每增加一个席位，就要占用几十到数百万元的基金资产作结算备付金，对于一些小基金来说，可能还要负担额外的费用，这加大了基金的业务成本。
这位总经理分析道，如果基金可以获得直接席位，并取消有关30%席位分仓限制，则2004年40多家基金公司可以只使用约200个席位，两相对比可以每年节约相当成本。
而在另一领域，基金的席位佣金分配已成为一种对券商利益的输送方式，对于一些规模相对比较小或债券基金等交易量小的品种来说,为了对券商的席位成本进行补偿，一些基金公司可能会采取人为扩大席位交易量的方式，以此加大佣金支付,但这种非正常频繁交易显然违反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涉及利益博弈
“从券商角度，自然是不希望基金通过自有席位交易的，因为这损害到券商的经纪利润来源，但我们同样希望减少对单个基金的席位要求量，”一家券商的经纪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券商一个席位分摊下来每年的成本约10万元，必须完成1.2亿的交易量才能勉强保本，券商每年为基金席位付出成本约1亿元，目前券商待摊席位费已高达20多亿，而且随着新基金的发行，券商还得不断向交易所买席位，如此循环反复同样也加大了券商的席位成本和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以往关于基金席位的规定，是基于基金业发展初期，很多基金公司大股东都是券商，彼此关联众多，为了防止基金公司通过佣金的形式向关联券商输送利益所做的设定。但现在形势和以前根本不一样，很多基金公司的发起人已不是券商，基金越发越多。若再坚持以往的政策，席位的刚性成本，却大大增加了基金业乃至证券业运行成本，也浪费了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基金违规趋势也在加剧。“现在开放式基金越发越多、首发规模越来越小，将来肯定会出现大量5亿、6亿规模的基金，它们同样也要4个以上席位，现有法规显然加大了它们违规扩大交易量的动力。”一位基金公司老总称。
基金业推动席位制度变革的呼声正在加强，沿用七年之久的基金席位制度都已走到十字路口。一基金公司总经理指出，若打破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固有利益分配格局，基金公司所得到的成本降低之利，也正是其他利益主体失去的收益来源所在。这种涉及到基金公司、券商、交易所、登记公司等多方的利益再分配，注定是一次艰难的博弈之旅。
（ 责任编辑：姜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