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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信评级、天相评级、睿信评级以及国际著名的晨星评级近年来的相继成立，表明我国的基金评级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要建立起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基金评价体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金评级具体方法中主要存在以下七大问题需要完善。
一、过分强调净值增长率
有部分基金评级机构对基金评级基本以净值增长率为核心，尤其是对基金的短线收益率过分关注，比如强调货币市场基金的7日收益率等。这不仅容易误导基金和投资者急功近利，而且有悖基金评级的基本原则。首先，净值增长率并不能代表投资者实际收益率，当开放式基金累计净值跌到面值以下时，其净值增长仅仅是代表投资者损失的减少，而不能理解为收益增长，这有点类似股票的涨幅榜，没有人会把股票涨幅榜来衡量投资者的整体收益的。其次，衡量收益应该考虑风险因素，采用风险调整后收益指标。再次，还要进行绩效归属分析，扣除掉其他因素对基金经理真实投资业绩的干扰。
二、累计收益率的两种计算方法各有利弊
按照加权方式收益率的计算一般包括两种：（1）资金加权收益率考虑到投资期间有资金的申购赎回的情况，收益率按照不同投资期间的金额的多少加权计算整体投资收益率，金额越大，对收益率的影响也就越大；（2）时间加权收益率忽略不同时期资金额的差异，按照持有期间的长短计算收益率，持有期间越长，对收益率的影响越大。
这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计算基金收益率，各有利弊。采用资金加权收益率对投资者而言更准确一些，但是因为评级机构很难采集到开放式基金在每一个评估点的申购赎回数据，一般不被使用。当然，这和时间加权收益率排除了基金管理人无法控制的资金流动因素干扰，更能纯粹地评价其投资管理能力的优点也有关。
三、分红因素容易导致对业绩高估
基金运作过程中经常分红，而分红的时间及分红多少都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收益会有较大影响。例如，以累计分红加上净值计算的收益率实际上未考虑分红再投资所产生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对分红较多的基金形成收益率高估，可能诱使基金管理人做出不恰当的分配政策，也不利于投资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判断。
四、无风险收益率指标值得商榷
对基金是否能通过积极投资管理为投资者实现超额回报，需要扣除掉无风险收益率后去衡量。在国外的基金评价系统中，一般都把90天国债的收益率作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而我国由于短期国债的品种和数量很少，该类国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和投机性问题，如果以此作为指标，可能会无法客观反映市场无风险收益水平。有些评级体系基于这一点考虑则改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1.98%作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
笔者认为，采用交易所91天回购利率作为无风险收益指标似乎更为妥当些，其收益率目前大概在2.5%左右，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容易降低市场无风险收益率，造成对基金超额回报的高估。
五、平均作用对基金长期业绩的评估产生误差
由于基金评级都对基金历史业绩采用加权衡量，在平均作用的影响下，基金的存续期越长，基金就越不可能得到5星评级（或是1星）。换句话说，存续期越长的基金，越可能得到中庸的评级，而存续期越短的基金，越可能得到极端的评级。因我国开放式基金出现的时间还不长，这个问题目前也不太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基金的长期业绩评级会越来越多地受这个因素影响。
六、夏普、特雷诺和詹森指标存在局限性
风险调整收益的三个经典指标在我国实际运用中都存在一定问题。由于夏普和特雷诺都是相对指标，当组合收益率的均值为负时，波动较大的基金，排名反而靠前，在市场持续低迷时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而詹森指标没有考虑到基金的择时能力，运用詹森指标也可能导致估计偏差。此外，特雷诺和詹森指标都是建立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的，假如基金组合中的某些资产并不按此模型定价，指标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七、未充分考虑基金的资产变现损失
不同的投资组合会有不同程度的变现损失，国内目前的基金评估体系多是以换手率、重仓股集中度等简单指标分析基金资产的流动性，通常只能模糊反映基金资产流动性的某一方面，很难得出基金的变现价值。这方面可以借鉴RobertAlm－gren&NeilChriss(2000)提出的在资产减持时间和减持量给定的情况下，运用动态规划得出减持损失最小的变现策略，在此基础上利用效用函数和VAR两种方法来计算资产的变现价值。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基金评级体系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目前，对基金评价而言，都是通过对基金历史业绩的事后评价，判断基金未来投资收益状况。从部分实证研究结果看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过去业绩本身是否具有持续性，二是过去的业绩是否能准确地预测未来。其次，数量模型难以充分考虑非量化因素，如基金经理人的个人风格、职业道德水准等，而这些非量化因素往往是影响基金业绩的很重要因素。此外，基金信息披露规则前后变动比较大，其历史数据的真实性对评级结果的准确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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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评级权威性有待加强
基金评级机构要保持利益独立性，才能进一步做到公正性和客观性，目前部分基金评级机构与基金管理公司或其发起人有密切关联，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加上基金评级机构尚未建立盈利模式，在生存发展的压力下是否能保持公信力令人担忧。其次，基金评级方法的科学性和评级结果的实用性还需要得到时间检验。
投资者对业绩不确定性的厌恶被作为基金评级的一个前提假设，经典理论认为波动意味着风险，基金净值增长率的较大波动一直被看作是绩效评估的负面因素，大多数时候这个假设和现实中的直观判断相符。但是，开放式基金净值的波动并不都是有风险的，多数投资者通常都有一个预期收益临界点，这一临界点一般在10％左右，当净值增长超过10%以后，由于实际发生的申购数量很小，投资者的整体持有成本并没有相应提高，这种情况下，净值的波动整体上反映的是为原来的投资者创造更多福利的波动，而不是对新加入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因此，临界点以上的波动是正效应，而非经典投资理论的负效应，这是对传统评级体系的最大挑战。
基金评级是将基金历史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和成果。不同类型的基金其资产具有不同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因此分类标准的科学性将直接影响评级的有效性。不同的评级体系对基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比如南方宝元被天相和中信证券归入债券型基金，却被晨星归入配置型基金。同一只基金被纳入不同的基金分类中，肯定会得到不同的业绩评价结果，影响投资者的判断。此外，基准组合的选择也存在许多争议。有必要拟合一个与基金实际投资组合更为贴近的基准组合。
（ 责任编辑：姜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