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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指出：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今年是改革年；今年不仅是改革年，确切说是改革攻坚年。他说，中国的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项长久任务。但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
温家宝列举了今年的五项改革任务：第一，加强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实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和股份制。第三，推进 金融改革。第四，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第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保体系。
上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二十多年来，这些方面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改革的主题一直都是这些。反过来看，二十年前的老问题有些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说明，这些方面过去的改革尚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改革的模式，在不触及旧体制之本的前提下，允许外新力量在旧体制之外生长。比如，在国有经济、政府控制之外，允许民营企业成长，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但新力量终究会耗尽旧体制所能容许的空间，制度意义上的“双轨制”终究不可能是一种良性的制度，不可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相反，双轨制中的新体制固然会带来发展，但旧体制则会带来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经济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社会不公与不和谐因素。后者会绊住前者，并消蚀前者的正当性。
旧体制的核心在于，行政力量过多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不是充当不同利益主体间博弈的裁判，当下种种问题大多与此相关。
本轮经济过热与此前历次经济过热一样，源于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官员的政绩以GDP为主，而政府又控制着信贷、土地等要素的规模与流向。于是，堆砌生产要素、追求投资规模，成为提高政绩的捷径。尽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已进行一年多，但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虑却随时准备恢复已被叫停的项目。因此只要目前行政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不变，投资过热随时可能反弹。而对此，中央政府只能更多地以行政方式予以抑制。
改变“一放即热、一控即冷”的局面，需要各级政府改变自己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其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还给市场。
政府转换职能的一个前提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国有垄断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它足以影响政府行业管制部门的法律、政策取舍。管制部门成为部分企业维护垄断地位的工具，市场本身始终难以健全发育。
在这样的管制环境下，某些部门、某些企业可以同时享受市场与计划的好处，他们当然希望永远停留在这种转轨过程中，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却遭遇相当严重的制度瓶颈。尽管高层早就发出了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号，近年来也连续出台多个文件，但民营企业所享受到的政策实惠却并不显著。相反，在某些行业，已经进入的民营企业遭到政府部门的政策歧视，又不得不退出。假如不对这一管制架构进行深刻改革，则非公经济36条承诺给予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权利，也未必能够成为实际的权利。
行政力量主导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更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冲突。有些官员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也不惜牺牲城市拆迁户与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直接组织拆迁，直接从农民手中征地，征用的大部分土地并不是用于公共利益，而纯粹用于商业目的。于是，一方面是房地产业的繁荣和一波一波开发区热；另一方面，因为拆迁与征地问题造成的上访者却逐年增多。
解决上述种种问题，需要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需要政府自身进行深刻的改革，成为“和谐社会”纲领中所说的民主法治政府，公平地充当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权利与利益博弈的裁判，而不是自己直接入场。
有人形容，中国的转型改革是在火车飞驰的过程中更换车轮，甚至更换铁轨。这样的改革充满挑战。但是，触及旧体制的改革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