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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后，先是筹建工经所，后来又到社科院和发展中心的学术组织领导岗位，自己的研究和这些单位的研究人员始终是互动的，一方面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思路、创造了一些条件，另方面也从大家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在回顾学术成果的时候，我深感这是和大家共同奋斗、相互促进的结果。这些年来，我着重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企业改革与扩大企业自主权
文革前我们在起草《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64年）一书，还没来得及应用，文革开始了。文革后沿着这个思路先是在大庆调查，后又筹建工经所，这时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好国营企业。先后发了一些文章，以下两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那时的思路。
1、《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1978年9月9日《光明日报》署名“马中骏”）。指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实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统一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经济责任，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认为“过去我们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从‘条条’和‘块块’的分工上考虑得比较多，从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上考虑得比较少，”强调“解决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不能只从上层建筑方面打主意，而应当着重于生产关系，特别要把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尤其要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样才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使企业巨大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2、《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9月向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进一步指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必须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是因为“第一，现代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而企业则是它的基本生产单位。第二，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既是国家计划的基本单位，又是商品生产的基本单位。第三，企业必须实现经营管理‘自动化’。第四，建国30年来的实践证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有利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否则就不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文章最后强调“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起好作用，搞不好就会起坏作用。……我们要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促进作用，就要努力学习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当前要坚决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工作，以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二、企业管理与企业领导制度
承认企业的独立性、赋予企业自主权，企业将要自主决策，这就迫切地要求企业完善领导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这时借鉴国外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我们在工经所专门成立了国外企业管理研究室，我也多次出国考察，学习了外国经验。这时我对企业管理的思考，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篇文章。
1、《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1978年11月访日报告）。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家经委组织的第一个企业管理考察团，文章综合分析了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的政局比较稳定；日本经济发展遇到了好时机，发了战争财；日本有一个日美安全条约，所以它的国防费用很少；日本政府在各个时期都采取了有重点地发展经济的方针；日本人非常强调发展经济要注意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循环；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调和阶级矛盾，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捆在一起来刺激职工的积极性。”在企业的管理上，分析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是按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管理主要抓什么；怎样以品质为中心抓生产管理；怎样培训职工；怎样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捆在一起等等。”
2、《美国经济和管理教育》（1979年12月27日在北京市委党校作的访美报告）。
3、《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是我国当务之急》（1980年2月28日中企协首次年会上的讲话）。
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加快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建议：“大力培养在职管理干部；充实现有的财经院校，开办新的管理学院；理工科学生也应学一点管理知识，理工科院校凡有条件的也要建立管理学院；适当增加财经院校和理工科大学管理工程系科的招生名额；大企业要积极培训自己的干部；在大企业和经济管理机关中应设置经济师的职称，其待遇应不低于工程技术的工程师；建立全国性的管理教育和研究中心。”这些建议很快得到实施。
4、《关于改革工业企业领导管理制度的探讨》（1980年10月23日在北京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指出“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推广，企业将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这个权力由谁来行使？怎样行使？这是个大问题，这就涉及到企业的领导管理体制。自主权不能仅仅交给企业、事业组织的个别负责人，……权力下放一定要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文章分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弊端，认为“实际上往往变成了党委书记一长制”，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决策权、指挥权、监督权的具体建议。
三、经济结构调整
1979年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召集各部负责同志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开会，要求大家对我国经济情况和有关政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决定成立四个调查组，由我负责经济结构组。当时组织了400多位经济工作者和2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集中100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用了一年的时间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研，形成了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我的一些想法，反映在以下几篇文章中。
1、《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1979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本文在分析了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十个方面的结构问题，指出“我们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种二十多年来形成的以钢为纲的、重轻农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同它相关的产业政策。”指出“现阶段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农业要基本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轻工业要适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生活日益改善的需要；重工业必须由目前基本上是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类型改变为主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技术改造服务，并且本身能协调发展；能源有保证；交通运输真正成为先行；保证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因地制宜合理配置生产力；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大中小企业有机结合；先进技术和一般技术正确结合。”
2、《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1980年上半年所写论文）。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建议”。
3、《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由我和孙尚清主编，是结构调查组最后的综合成果。指出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片面追求高积累，不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公社化搞过了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政企不分，企业缺乏自主权，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等等。该书对当时更好地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曾分别在原苏联和美国翻译出版。
四、新技术革命和对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1983年10月9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召集会议研究此问题，并责成我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对策研究。有上百位专家先后参加了这项研究，最后向国务院提出了对策报告。在这次调研前后，我的一些想法反映在以下文章中。
1、《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982年参加起草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技术改造的决定》后撰写的文章）。分析了“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的迫切性”，阐述了“技术改造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技术改造要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及“技术改造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进行”，进而提出了技术改造的七项具体措施。
2、《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在“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研讨会”上的讲话）。分析了“目前世界上究竟出现了哪些新技术、新产业？有哪些特点？”“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已经和准备采取什么对策？”在分析国际动态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怎样抓住机会，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十项对策，建议“新兴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新兴产业的建设，应当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应用微型机改造企业，是加速传统产业改造，推动传统工艺更新，把我国工业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的一条捷径，要认真研究，做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层次的规划”。
3、《我国技术改造政策的探讨》（1988年对一汽的技术改造问题调查后写的文章）。回顾了我国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取得的进展，提出了“关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政策体系的设想”。
4、《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1996年8月在秦皇岛高新技术会议上的讲话）。分析了“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
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写信，建议把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我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这时期的一些思考，主要反映在以下文章中。
1、《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1984年1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形式报告会上的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提出并具体分析了“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
2、《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这是为了使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江泽民主席指示编写的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
六、其他
由于职务的关系，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文章，以及推动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结合的文章。如：《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建议》提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常常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注意技术上是否先进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理；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定性的结论，而缺乏定量的分析，并且都是以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为前提进行推论的，前提一错，全盘皆错。”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七项建议。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