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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在1956～1957年期间，吴敬琏参加了全国体制调查和财税等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而其后的二十年，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他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虔诚地为求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主动地改造思想，向“左”的思想靠拢，走了不少弯路。
吴敬琏从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的学术生涯，是从清理自己的思想开始的。他在1978年2月北京经济学界批判“四人帮”上海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探讨》的发言，批判自己在60年代初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的过渡时期的理论 。接着，他根据自己1969年以后在与挚友顾准的切磋中形成的思想，对“左”的理论与政策进行系统清理和批判，同时，开始了对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他在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的著作所达到的高度，超出了当时经济学界的一般水平 。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是从 “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放权让利”使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有所提高，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刺激效益衰减、职工报酬超支等消极后果，并导致了财政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病症。受东欧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捷克O·锡克的启发，吴敬琏认识到，改革不是一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政策，而是从一种经济系统（体系）到另一种经济系统（体系）的跃迁；而要对这种系统跃迁作深入的研究，又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具有严密的分析框架。
怀着寻求新知识的渴望，1983年1月～1984年7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从事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的客座研究。在此期间他从头开始补修了现代经济学。幸运的是，当时经济学正处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新突破之中。，使吴敬琏得以把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研究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在往后20年的研究工作中，吴敬琏作出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
（一）结合理论与实践论证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性
除“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一关系改革的手段和目标的问题外，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经历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提法。其中，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不过，吴敬琏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辩驳，而是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 ，因此是有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大的说服力。“吴市场”——这一在1990年的激烈辩论中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们提出的贬抑绰号，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却成为美誉。
（二）主张整体协调改革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 。在新体制下，企业从旧体制中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指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单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经济资源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的配置。而新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间接地进行。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三）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吴敬琏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
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介入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相当长时期，吴敬琏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考虑问题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他也曾想按照自己的老师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试图设计一种在保持资源的计划配置的大格局下给国有企业以自主权，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的体制。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愈来愈深入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明确起来：放权让利并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实现企业的制度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中国从1986年末开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由于对什么是规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如何按公司制的基本规范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造，以及这一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什么等问题缺乏准确的把握，没有达成试点目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朋友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现代公司和它的治理结构。这一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他们很快走到了国内研究企业理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经济学家的前列 。
正是在吴敬琏等人的持续努力下，我国引进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他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四）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的教条。1997年“十六大”前夕，吴敬琏经过全面研究，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原理，批判了错误的论调，树立正确的观点，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前景 。
根据以上认识，国有经济改革既包含国有企业改革，还包含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1997年，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课题，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这一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方针在十五大上提出，使国有经济改革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五）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当如何分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政府和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时，吴敬琏提出了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了如何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国务院领导采纳了吴敬琏及其他人士提出的应以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就业的建议并发出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等一系列指示。接着，他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他的考察结论，指出民营中小企业“所蕴涵的巨大的、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和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 这些意见也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向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作了通报。
（六）对转轨时期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如何有效地加以铲除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
吴敬琏是最早对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腐败蔓延甚至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危险提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且，他对腐败行为的批判不仅仅出于道德义愤的抨击，还基于经济科学的冷静分析。
1988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倒”现象时，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揭露了“官倒”活动权钱交易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转轨期间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市场的不规范和某些不受约束的权力掠夺中小投资者致富。吴敬琏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政府托市、公司圈钱”，以及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判。他的论述虽然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小投资者的误解，但他的科学态度和维护弱势集团的无畏精神却赢得了多数人的尊敬。
吴敬琏对于转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府职能的分析具有独特之处 。关于各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的态度，吴敬琏作了这样的区分：第一种是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他们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种是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第三种人既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他们力图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企图通过“设租”活动，扩大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弄权“寻租”，发财致富。
由于上述第三种社会力量的活动有可能导致改革偏离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方向。1998年，他率先发出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 。
吴敬琏认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吴敬琏既是理论上的大胆探索者，也是勇敢的实践家。无论是参与中国经济的理论政策讨论和改革方案设计工作，还是从事各项实际的改革工作，他总是本着学者的良知，认真负责地履行经济学家的职能：
——1984年7月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意见书 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 1984年12月，由他领导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一个课题组将题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送交我国党政领导，指出由于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过猛，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投放过大，需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防止信贷总规模失控 。这份报告促使国务院领导在1985年初做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
——1986年4～6月在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期间，领导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框架性方案。这个方案经修改补充后在1986年8月得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批准。虽然它因故未能执行，但开了改革总体设计的先河，并为1994年的改革作了准备。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 。这一建议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
——1992～1993年期间，以吴敬琏为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
——1995年10月，吴敬琏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得知香港和内地都有一些人主张中央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托市”，帮助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后，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如果在大陆的参与下将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托”起来，香港回归后很可能会使自己处于泡沫破灭、进退维谷的处境。如果这一建议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许可以避免香港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相当一部分损失。
——1997年5月，由他自己署名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研究报告和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 。
——他在1998年4月～7月间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推广浙江的做法，把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大战略 。他的这个倡议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响应，使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热潮逐渐兴起。
——1999年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关于如何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入四中全会《决定》。
——在2003年SARS发生之后，撰文呼吁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提出要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吴敬琏还参与创办和主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4～1993）、《改革》（1992～2000）、《比较》（2002至今）等杂志。它们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此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精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博士、MBA和EMBA。他对待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有口皆碑，连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
吴敬琏是多个学术荣誉奖的获得者。他曾连续五年获得我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励——《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的著作《论竞争性市场》（与刘吉瑞合著）获得1991年度“中国优秀图书奖”；《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获得1994年度中国优秀图书奖；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1996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为了表彰吴敬琏的学术贡献，2000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倡导企业伦理、提供管理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