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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马洪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1988年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给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造成了严重障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从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巨大作用。”1993年10月马洪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是一部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综述和总结的优秀理论文献，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十余年来的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马洪是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1980年他在国务院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怀疑论，一种是速成论。1987年4月，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针对当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国民收入连续几年超分配是造成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1989年9月他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国务院提交了三年治理整顿的意见。
马洪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初的1977年，他在筹建社科院工经所的过程中，通过“双周座谈会”的形式分别邀请中央各部委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座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文革’’期间搞乱了的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情况摸清楚，并及时将问题和对策建议通过工经所的内刊《经济管理通讯》向中央报告。1979年中央决定用几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马洪受命领导经济结构调查组，集中了100多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做了深入调研，形成了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他认为“我们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种20多年来形成的以钢为纲的、重工轻农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同它相关的产业政策。”由他主编的结构调查组的综合成果《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对当时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马洪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结构变革、体制变革、发展战略思想变革三大趋势，在这种变革的趋势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国情，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抓住机会，加快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要有步骤地改变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转变为以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83年10月国务院领导责成马洪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对策研究，他组织上百位专家参与这项研究，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对策报告。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他提出了“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
马洪在理论研究中强调事实和数据的运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建议》中指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常常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注意技术上是否先进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理；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定性的结论，而缺乏定量的分析。”他认为，只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此，他积极倡导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