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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瑞芸 张逸之 北京报道
3月24日，据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银监分局在对农业银行包头市分行进行现场检查中，发现所属汇通支行、东河支行在办理个人质押贷款和贴现业务中，内外勾结，骗取银行贷款。现已查明涉案资金累计98笔、金额11498．5万元。内蒙古自治区银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责成有关单位对43名责任人进行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3人，取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终身任职资格3人、5年任职资格1人，开除公职13人、留用察看1人、撤职7人、降级3人、记大过5人、记过1人、警告5人、通报批评2人、辞退4人、免职3人。
3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呈，建行行长常振明代行董事长职权。3月17日，国家外汇局局长郭树清调任建行党委书记。3月25日，郭树清当选建行股份公司董事长。3月21日，据《财经》杂志报道，因涉嫌贿赂，张恩照于2004年12月已在美国被起诉，贿金高达100万美元以上。
1月15日，东北高速（600003．ＳＨ）公告称，该公司存于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两个账户中的29337万元去向不明。据中国银行称，此案是一起涉嫌内外勾结的票据诈骗案，涉及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的数亿元款项，该支行原负责人高山涉嫌犯罪并已潜逃国外。
时间倒推，金德琴、王雪冰、朱小华、刘金宝……近些年来，中国银行界很不平静，不时爆发惊人大案。为何近期案件如此频发？为防范案件发生银行方面及监管部门做了什么工作？如何让金融案件不再高发……
带着一系列问题，3月23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
近期案件高发原因解读
《21世纪》：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是艰难的，肯定也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对此，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但如今，银行业大案要案越来越频繁发生，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这是为什么？目前这种案件高发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唐双宁：这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问题。银监会也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精力。可以说，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案件防范。2003年，银监会组织了148个检查组对国有银行的5001个机构，针对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进行大检查，发现了违规违纪问题12350个，处理相关人员1928人。2004年，银监会又组织跟踪检查，派出检查人员5236人，新发现问题8919个，处罚机构157个，处理人员1841人。应该说，检查的力度与成效还是很大的。但为什么案件还是大量发生？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主要原因还在于银行自身管理体制、制度建设尚不完备，管理不到位。从另一个角度看，案件的暴露和监管力度加大也有关系。特别是，中行、建行在成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后，监管力度加大，银行内部想要继续作案，或者再进一步掩藏案件的可能性小了，很多问题暴露出来。
第二，我们不能不承认案件高发与行业特点有关，金融业本来就是与钱打交道的行业。说这话并不是推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客观讲，发达国家金融业也发生过很多大案。
第三，这也是社会发展、历史因素造成的。有些专家认为，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达到1000至3000美元，这个时期既是经济高增长期，又是各种矛盾的突显期。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银行来。试想，计划经济时代也有银行，为什么那个时候案件少？恐怕就有这个原因。
第四个因素，文化影响。东西方文化各有长短，东方文化有许多长于西方文化的方面，但不能不承认东方文化的一个短项是，情面大于制度。因此，虽然中国的银行也立下了很多非常严格的制度，但到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受“情面”这种传统文化的制约。
总之，我说这些，是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达到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目的。我们主要还是要在自身体制、管理能力、监管力度等等方面下大功夫。
《21世纪》：在案件防范方面，银监会有什么具体行动部署？
唐双宁：我们的工作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全面分析，迅速行动，突出重点，标本兼治。
“全面分析”就是怎么看待案件，全面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突出重点”指的是要关注重点案件、重点环节，比如中行黑龙江案件、山西“7·28”诈骗案等等。同时，对权力过大而监督管理不到位的基层行，要重点加强监管并及时整改。
“标本兼治”，“治标”就应该“迅速行动”。银监会自成立到现在已下发了73份风险提示。最近，我们组织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长、董事长分别召开工作会议，严肃、具体地对各家银行制度建设、合法合规经营、风险自查等方面做出工作部署，同时要求银行高度重视防范操作风险的规章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举报机制、对账制度，以及印章、密押、凭证的管理制度，并坚持相关的行务管理公开制度。银监会还安排了一系列的现场检查。
这种“治标”的工作，光银监会发几个通知还不够，必须上升到法律法规，上升到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执行。各个银行的制度很多，但执行方面的问题很大。这就需要“治本”，改革就是“治本”。我们常说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包括两项，一个是监管体制改革，一个是金融企业改革。而金融企业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际上走了三大步：1984年到1994年成为专业银行，1994年到2003年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现在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要分三步进行：财务重组，完善公司治理，上市。现在，中建两行的财务重组大体完成，正在完善公司治理。这一步最重要。
目前公司治理“形似而非神似”
《21世纪》：据我们了解，虽然银监会一直很强调公司治理，但是，银行不开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行使职能，这些问题还是很常见。
唐双宁：我认为，银行目前的公司治理基本实现了“形似”，但远未达到“神似”。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是建立起来了，战略投资者也引进来了，这些是表层的工作，当然也是肯定要做的。但并不是说，建立了股东大会，公司治理就到位了。
战略投资者引进来之后怎么办？是不是真能改善银行现有体制？一种更为良好的体制是不是能够自如运作？这种体制是不是能够深入人心，变成每个银行员工的自觉行动？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银行还要花很长时间，用很大力气。所以，公司治理怎样由“形似”变“神似”，怎样改变中国人“情面大于制度”的传统习惯，这是很艰巨的课题。
《21世纪》：但是传统文化几乎是很难改变的。
唐双宁：是啊。不过，同样受传统文化影响，香港比内地要好一点。（这说明并非不可改变，只是）这种改变需要很长时间。重点在于，我们怎么缩短这个时间。同时，我还要说，我们还必须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不可偏废。
《21世纪》：是不是引入外资战略者之后会好一些？我们最近采访交通银行董事长时，他就说，交行引入汇丰之后，现在开董事会都特别热闹，而在以前，很多董事都不爱说话。
唐双宁：会好得多。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不仅仅是引进多少资本，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理念、管理经验技术和专才，这才是真正的“资本”。
《21世纪》：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很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不仅公开表示要上市，而且都定下计划说，我们在哪一年要上市。在你看来，银行上市应不应该有时间表？银监会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时间表的产生？
唐双宁：不能简单这么讲。银行想上市，有正面的因素。上市可以接受资本市场的检验，也是增加资本金的一个渠道，这是应该鼓励的。但不要为了上市而上市。上市时间表不是银行自己定的，也不是监管部门定的，而是市场定的。只要银行的各项指标都真正到位，在市场状况允许、社会认可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批准后，才可以上市。不是银行自己想上市就能上的。
《21世纪》：那么，如果一家银行自身条件不允许，但仍急于上市，监管部门会采取哪些行动提醒他们？
唐双宁：当然有。内部、外部都会有提醒。我现在说，公司治理基本实现“形似”而远未达到“神似”，我就是想提醒银行，要切实做好上市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勿谓言之不预也。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