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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工字楼前象县乡工作队的五道口81级同学开学典礼照片，记录了研究生部创业的开始。”
“我们曾顶风冒雨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上专业课，这是创业的艰苦，也是创业的幸运。”
“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想法很单纯，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每个人都怀着创业的冲动和对国家整体发展的责任感。”
……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二十多年，胡晓炼的笔，似乎只写外汇管理，胡晓炼的性格通常被人评价为“沉着”、“镇静”。只是，惯有的理性怎能掩埋生来的激情。
1997年4月，胡偶尔写了一篇研究生时代回忆，千余字的文章却五次出现上述“创业”字眼。是时，胡晓炼的身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司司长。一个月后，泰国发生货币危机，东南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而中国，经受住了这场亚洲金融风波的考验。
2005年3月28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胡晓炼再一次迎来了创业机遇。她将正式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摆在她面前的，是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无奈，是双顺差持续快速增长的尴尬，是“热钱”与否的争论，当然，也有社会公众对汇率稳定及其制度改革的期盼。
“老三届”的回忆
1981年秋，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几栋再简陋不过的小楼里，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正式成立。“五道口”因此而得名。
1982年3月和9月，五道口先后迎来两批学生：18位81级和22位82级。胡晓炼便是81级中一位。事实上，这些学生在同一年入校，“年级”的概念也因此模糊起来。1983年，又有22位学生入校。这62位学生统称为五道口的“老三届”。
“创业初期，那座小小的工字楼的条件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至今我还记得在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教室和宿舍暖气冰凉，我们身穿大衣，怀揣热水袋伏案学习的窘况。但作为开拓者我们是幸运的，五道口的老师们为我们组织了最好的教学安排，请了最好的老师为我们授课。”1997年，在回忆五道口而写下的短文中，胡晓炼特别提到：“厉以宁老师主讲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为我们打开了跳出原来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分析经济活动的新视角；黄达老师主讲的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代表了国内金融研究和发展的员新成果……”
“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之后，第一次在国内举办大型研讨会，人民银行给五道口的同学参加会议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和各大专院校的教授老师与国外专家一起就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当基金专家对中方提出来的通胀等问题请求解答时，是我们的同学勇敢地走上讲坛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小字辈明确清晰的发言改变了过去思想长期禁锢而形成的含糊其词，答非所问的旧学术形象，使国外同行刮目相看。”
正如胡晓炼所述，五道口就这样成为金融界的“名门望族”。二十年过去了，血统最纯正的62位“老三届”学生如今多活跃于圈内：外管局副局长魏本华、央行国际司司长金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而在81级的两位女学生中，班长吴晓灵现已成为人民银行副行长，另一位便是胡晓炼。
与多数同学相比，胡晓炼的工作经历相对简单。1958年生，研究生毕业后便进入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干20年。历任外汇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储备管理司副司长、司长，2001年3月出任外汇局副局长，2004年8月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此间，胡晓炼公开发表的论文通常只有一个主题——外汇管理。“她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外汇局局长的工作对她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胡在五道口的老师、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甘培根，坦言对这位女学生了解不多，但他印象中的胡晓炼是沉着、镇静而非常有能力的。
据甘透露，上世纪末，我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币值却保持坚挺，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与当时的外汇储备管理是分不开的。当时，还不到40岁的胡晓炼任外汇局储备司司长。
技术型官员
恰逢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风尖浪口，一位学者型的清秀女性执掌外汇局引人瞩目。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汇政策可能出现“新政”。
甘培根认为，胡本人在外汇局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多年，很多工作方法、管理理念早已到位，“求新猎奇”似乎没有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也表示，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个事务性部门，并非政策性部门。也就是说，国家确定下有关汇率的大政方针，外汇局要做的，是如何依照该政策建立相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技术含量很高。
与此同时，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也是个“技术型”官员。综合来看，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不可能因此项人事变动而有重大改变。
不过，从当前局势看，胡晓炼在外汇管理方面曾经表达过的某些观点仍然很有价值。
她认为，外汇储备不仅仅是预防风险和紧急支付的准备，更应该强调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从信心这个角度而言，外汇储备规模越大，信心越强，越有助于维护一国经济金融稳定；二是把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其盈利则是作为增加国家财富的一个来源和组成部分。“以前总认为持有储备有较大的机会成本，但作为投资的金融资产，外汇储备盈利越来越受重视。中国现在外汇储备管理很专业化，是在按国际通行的模式管理。外汇储备过多不是浪费，就像个人从传统的实物投资向金融投资发展一样，国家资产的运用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金融资产投资形式。”
外汇储备运作方面，胡晓炼认为，外汇储备是通过人民银行购汇的方式积累的，其经营管理要考虑整体资产结构和货币结构，注重谨慎和稳健。其中，资产结构的确定重在风险管理和收益目标之间的均衡，也即，通过对各种资产收益—风险的评估，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决定所持资产的种类、规模等；货币结构的确定应兼顾满足支付和金融投资双重目标。政策目标不同，储备资产的货币构成和投资构成也将不同。胡认为，我国应在储备将保持相当规模并基本稳定的条件下，研究逐步将储备的币种结构摆布，从满足进口等支付性需要，调整为以满足支付和金融投资并举。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用于投机炒作，不能把操作的重点放在从汇率短期波动中牟利，这样就会增加巨大的风险。”
2001年10月，胡晓炼对五道口的师弟师妹们作出上述表示。
2004年底，当外界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及经营一片质疑声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胡晓炼又撰写了《关于外汇储备价值衡量标准的思考》一文，重申这番观点。
第一道难关
“经常项目顺差增长是适度的，外汇储备却是大幅增长。这是不正常的。2007年我国金融业要全面开放，怎样应对短期资本频繁、强烈的冲击？怎样堵住资本管制的漏洞？”社科院金融所一位人士认为，资本管制问题是胡晓炼上任后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这不仅关系到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并由此带来的高比例外汇占款的问题，也与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及外汇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学术界对此非常关注。
“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还存在许多必须解决的先天缺陷。中国应限制外资银行以与国内银行竞争为目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绕过资本管制，自由进行本外币交易”。本世纪初，罗纳德·麦金农（ＲｏｎａｌｄＩ．Ｍｃｋｉｎｎｏ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曾对中国的外汇政策提出警告。
转眼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逾三年，上述“绕过资本管制”的情况却没有太多改善。
2004年初，国际清算银行亚洲与太平洋代表处高级顾问马国南指出，中国的资本管制存在漏洞。而资本管制漏洞及非正规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一方面在于国外汇入款项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在于“提前错后”。也就是说，资本通过经常项目流入，主要采取提前或推迟贸易支付的方法，即出口美元加速转换成人民币，延长进口美元融资期限。
“提前错后”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国南以中国2002年进出口额6200亿美元为例，假设中国的进出口商都提早两个月收取出口款，延迟两个月支付进口款，那么这种“提前错后”在12个月中可能产生1000亿美元的跨境资本流动，相当于2003年10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4010亿美元的25％。
“尽管我国目前仍然实行部分资本项目管制，但经常项目可兑换，允许个人保留外汇账户以及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结汇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等都为绕过资本管制的本外币替代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尤其是在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借助外债形式完成本外币替代几乎没有汇率风险。本外币替代不仅削弱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而且外汇资金流入后大量结汇，也造成货币政策的被动。”2004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指定银行收结汇检查办公室负责人的这番言论似乎已对资本管制漏洞问题进行了解释。
2005年“两会”期间，时任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公开表示，在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存在“弄虚作假”情况。就是说，从表面看是贸易活动或直接投资，但实际上是用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甚至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假外资”。他同时表示，外汇局已经注意到，在贸易项下存在着进出口价格虚报、假借贸易名义融资、预收货款和延迟付汇造假，直接投资项下存在着名实不符、借款过度以及房地产市场炒作等不正常现象。
“资本项目放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方方面面的考虑和安排。例如如果资本流动放开，流入会急剧上升，但现在中国的资金供给应说是不缺乏的，存款、储蓄、外汇并未充分利用，放开之前要考虑如何启动国内现有的资源。如果资本项目现在放开，就可能对国内资金产生挤出效应。所以，每一个步骤都要谨慎。”2001年底，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的胡晓炼曾作此表示。
截至2004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创纪录的6099亿美元，较2003年增加2067亿美元。增加部分的主要来源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606亿元，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32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项下企业多结汇少购汇比往年多增加300亿美元，外债增加35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100多亿美元，个人转移和收益及其他达300亿美元，证券投资100多亿美元。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