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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温州商人遵循着自己不同的商业选择：有人继续“拼命做、拼命赚”，也有人开始开辟其他的道路，学会遵循国际规则。对温州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无法逾越的必经过程。他们平静地承受着这场从无序到有序的碰撞
“我们还得忙厂里的事呢。”3月22日，温州市佰斯特鞋业公司董事长林权弟对记者说，这位在俄罗斯扣鞋风波中损失了3个货柜产品的老板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焦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行动，”林权弟说，“本来是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国家出面了，就等国家的消息吧。”
林权弟的工厂一进门就是巨大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大缸红鱼，左边办公，右边会客，沙发旁的一樽佛像下是6台方位各异的监控仪显示器，车间里的忙碌状况与往日无异。
3月12日，俄罗斯税警突然查抄了莫斯科萨达沃特·别杰察·列那克花鸟市场的中国鞋集装箱仓库，并以未正常报关为由拉走100多个货柜价值近亿元的鞋子，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温州20多家制鞋企业。一时间媒体哗然，对于灰色清关的争论不绝于耳，商务部与外交部也罕见地出面斡旋。
出乎意料的是，扣鞋风波在温州引起的反响远比在外地引起的小得多。即便是扣鞋风波最激烈的时候，温州的制鞋企业也一直平静如常，对此事的报道也没能在当地媒体占据黄金位置。
在当地人看来，发生扣鞋事件很正常。温州市外经贸局一位官员私下说，“我们还纳闷，怎么好几个月鞋子还没出事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鞋商告诉记者，除了损失最大的两三家，没人会为这个事情到处跑、到处说。这位制鞋商的产品也销往莫斯科，他当然很关心事件的进展，但最多不过是“吃饭和打电话时多了一点内容”。
制鞋是温州的主要产业，产量占全世界的8％，去年产值为52.85亿美元。
记者在温州看到，无论是多为内销制鞋厂的木材鞋都密集得门口仅容一辆小货车通行的工厂，还是多为出口制鞋厂的中国鞋都道路宽阔厂房明亮的车间，甚至在连接两个鞋都的小胡同两旁那些敞着门的幽暗客厅里，都是繁忙如常。厂房门口横的、竖的挂着招工的牌子，带着整条生产线员工跳槽的人正在跟新老板商量价钱，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两三点。
温州为何如此平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逻辑？
“钻空子”的成本
“其实大家都早有准备，”那位制鞋商说，“在不规范的地方做不规范的生意，谁都知道风险大，可是温州人就是喜欢这种地方，有太多空子可钻。”
在他看来，“钻空子”是温州人最大的特长。这一点只要在温州坐过车的人都知道，大街上司机们个个比赛般左冲右突。事实上，在市场上，温州人也像开车一样在缝隙中迅速穿行。
1980年代，自然资源和国家投资双重匮乏，吃饱饭的压力将数万温州人逼上了修鞋、理发、弹棉花、卖眼镜的路途，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里也备受争议。“你想象不到压力有多大。”前温州市体改委主任马津龙说。他告诉记者，直到后来出现了“股份式合作制”这个词，压力才逐渐减轻，“反正不管是兄弟合股还是朋友凑份子，统统都是‘股份’、‘合作’，是集体经济。”
由此，精干的温州人在市场上更是如鱼得水，纽扣、电器等一个个集散市场的繁荣就是证明。外地人常常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市场不在温州市区而在桥头、柳市等当初交通不便之处，其实交通不便正是这些地方的优势———有关部门要对这些市场进行打击就得穿过颠簸山地，甚至还要撑乌篷船才能到达，花费的时间足以让小摊贩们从容解散。
对一切有利条件的本能寻找和应用使温州人这个群落充满活力。“在温州没有对和错的概念，只有试。”一位温州商人说。
一次次“试”的结果是一条条不成文规则的形成，这些规则在对外部封闭而内部信息交流却极其充分的圈子里迅速流传，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温州人和温州经济。
一位在扣鞋事件中损失数百万元的制鞋商告诉记者，1999年，他看到亲戚“做俄罗斯很赚钱”，于是他从内销转为出口，跟亲戚一样全部包给货运公司报关。当记者问起正常报关需要的费用和时间时，他的反应是一无所知，甚至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灰色清关)要不是最好的方式，大家怎么会都这么做？”他问。
另一位曾试图通过正规渠道报关的鞋商则苦笑着表示，就算他不想这么做也不行，因为他会被同乡嘲笑“犯傻”，而且正常报关还将会提高产品成本，在价格一路向下的莫斯科市场上现在连每双2元左右的利润都赚不到。
不仅是做生意，这些行为方式还体现在温州商人的日常行为上。一位去过匈牙利的温州商人说，他们在那里坐地铁“几乎从不买票”，一旦有警察查票就塞上200块，久而久之混熟了警察就懒得查了。
不过，这种降低成本的方式反而会导致成本越来越高。许多位制鞋商不约而同地提到：俄罗斯警察常常见到中国人就要查护照，温州制鞋商避免麻烦的做法是往警察口袋里塞卢布，“四五年前塞上100元就够了，现在基本上要花500元到1000元，有时要2000元才行”。
“这就是累计成本。”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评论说。他认为累计成本不仅包括这些，还包括此前在俄罗斯发生过的两次同样理由的扣鞋行为，因为损失不算太大，所以制鞋商们没怎么吭声，他们的想法是“反正多发一柜货就赚回来了”，于是灰色清关依然盛行如故。
在张一力看来，累计成本越来越高，损失有一天必定发生，“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是你就是我，不在俄罗斯也会在别的地方。”
从无序到有序的碰撞
损失果然发生了，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纳斯特鞋业公司董事长蔡仁胜急得双管齐下，既找私人关系，也找行业协会和政府。他的企业损失了28个货柜，价值2000多万元，是这次扣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在商务部和外交部双双出面交涉之后，俄方首度表示愿在中俄双方已经建立的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机制内进行协商。虽然参加商务部紧急会议的诸位人士均以商务部有告诫为由缄口不言，事件暂无下文，但蔡仁胜表示有望拿回货物。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次的损失是值得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说。他认为，中俄贸易多年沉疴有望解决，温州制鞋商也许能借此次机会正大光明地进入俄罗斯市场。
制鞋商们普遍欢迎这一消息。他们表示，只要俄罗斯海关能像欧盟那样高效而规范地运作，只要没有空子可钻，温州人自然会像出口欧盟那样规规矩矩。尽管成本会有所提高，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卖得再贵一点，市场也肯定是我们的”。
很多人因此认为这场风波是一桩好事，他们的理由是，“温州就是这样，有个人钻了空子，大家都跟着干，总要出件大事才能变好。”
看起来，温州人平静地承受着这场从无序到有序的碰撞。类似的碰撞曾经在温州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柳市的老电器制造商总是忘不了1980年代后期的那次七部委联合打假行动。在他们的回忆中，那时候整条街的铺面几乎全被封了，只看得见一张接着一张的封条。
但正是这次整顿挽救了温州生产的低压电器质量日益下滑的势头，像正泰集团有限公司、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这样的优秀企业也因此得以出现。当时，这两家企业是为数不多的首批拿到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小工厂依附于它们为其生产，它们则得以专注于销售与质量控制。
电器制造商说温州企业是打出来的，制鞋商则认为是烧出来的。温州鞋充满了火的记忆。1987年8月，杭州人在武林门广场烧掉了5000双劣质温州鞋，随后全国各地商家纷纷挂起“本店没有温州货”的牌子。
比起武林门的第一场火，制鞋商们更乐意描述的是1999年在武林门燃起的第二场火，奥康集团用那场火自己烧毁了4000双假冒伪劣鞋。
“温州人善于吸取教训，”朱峰说，“武林门的火烧出了奥康，西班牙的火也可能会烧出世界品牌，有13家温州制鞋企业已经联合申请商标了。”朱峰预测，这一次俄罗斯扣鞋事件也会促使行业更加规范。
不难发现，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倒霉的总是某些企业，这些涉难企业承担着整个行业走向规范的碰撞成本。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
“温州从来不缺牺牲者。”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所有者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没什么不公平。他们往往会指着旁边某位朋友作为例子告诉记者，绝地重生的传奇天天都在温州上演，温州人会把抱怨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重新寻找市场机会。没有人会为哪家企业的生生死死稍作停留，没有人会为哪个行业的兴衰更替眷念留连。
“这叫市场。”一位70多岁的温州老制鞋商说。他原本有一个制鞋厂，产品外销俄罗斯，四年前他的儿子关掉了鞋厂，西进采煤。
不同的商业选择
或许过不了多久，历经劫难的温州鞋进入俄罗斯不再需要通过灰色路径，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艰苦的利润之战。记者了解到，1999年，温州只有几十家制鞋厂将产品出口到俄罗斯，每双鞋的利润在10元以上，现在这样的工厂有好几百家，利润降到两、三元。
在其他地方，更多的温州鞋也正在以越来越低的价格蜂拥而入。欧盟官方网站3月22日傍晚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6种税则号的中国鞋全部出现明显的量增价减，例如税则号为640351的过踝皮革制外底皮革面短统靴从1.3万双猛增到18.6万，单价却从2004年3月底的12.07欧元跌至目前的6.57欧元。温州市外经贸局公平贸易处为此专门向温州鞋企发出预警。
“温州人走过的地方，草都不留。”一位年轻的温州电器制造商夸张地说。他指的是在最完善、最廉价的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源的支撑下，将成本压到最低程度的温州人绝不会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下太多利润空间。他自己就曾经为此被外地同行以恶意竞争为由告了一状，因为大家都卖1600元的产品，他哗的一下子降到1400元。
不过，并不是所有温州人都在降价。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增鑫告诉记者，去年有来进货的外国商人指着中国鞋都里其他厂家的产品，一一说出人家便宜了多少钱，但康奈的产品仍然没有降低价格。据说，在去年的广州交易会上，康奈的鞋价格最贵(订货价约30美元，其他普遍在56美元左右)，订货却最多(400万美元)。在国外，它也陆续将专卖店开进了法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
尽管与国外品牌每双价格上百欧元相比，康奈平均约60欧元的价格依然算得上低廉，但重要的是与大部分在低层空间激烈厮杀的国内同行的距离已经拉开了，它甚至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设计上。就在10天前，康奈大部分高层管理者专门将一批设计人员带往欧洲实地感受。“你知不知道它投资了1亿元来改造生产线？”谈起康奈，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鞋商显得很委屈。“如果我有1亿元，我当然也会做真皮不做人造革，也会用进口设备不用国产的。谁不知道档次越高利润越大？”记者了解到，为了获取高档货的高额利润，很多小作坊也舍得花几百万元买一台进口设备。
“可问题是，”他问记者，“在有1亿元之前，我除了拼命扩大产量之外还能怎样？”
不把“量”做大的话如何积累做“质”的资金？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温州的其他企业。一位为康奈提供高档产品所需皮革的供应商最近非常苦恼，因为随着康奈档次的提高，他的皮革逐渐沦为中档原料。他也曾经试图跟上康奈的步伐，然而资金和技术制约了他的想法。
提升的渴望和现实的制约煎熬着温州商人。
一些制鞋商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选择是加快往俄罗斯、乌克兰等低档市场发货的速度。在他们眼里，“高端”、“品牌”这些“现在想都不敢想的词”是用钱堆起来的，现在美国标准高，市场不好进，听说欧盟马上也要反倾销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拼命做，拼命赚”。
他们担心这样的“拼命”会再度引发西班牙烧鞋之类事件吗？这些温州商人们大多笑一笑，回答说希望这种事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如果要碰上了，也没办法”。
眼下，不同的温州商人遵循着自己不同的商业选择：有人继续“拼命做、拼命赚”，也有人开始开辟其他的道路，学会遵循国际规则。对温州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无法逾越的必经过程。
“让他们到市场中去，市场会调节的。”朱峰说。
温州鞋历经波折
1987年8月，5000余双劣质温州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付之一炬。全国许多城市商场拒售温州鞋。原轻工业部等6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温州鞋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1994年，温州鞋开始销售到奥地利和匈牙利。匈牙利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辐射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一开始温州鞋的生意很好，后来因为温州制造的同样档次的鞋价格比当地产的要低30％至50％，匈牙利制鞋商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1996年起，匈牙利对中国鞋类和服装类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原来一个集装箱才征收2000美元的关税，到1997年的时候就涨到20000多美元。温州商人经常会被莫名其妙地罚款，以售价为基准征收80％的税款，很多温州商人被迫离开了。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俄罗斯发生查扣温州鞋事件。那次查扣货物历时最长，全部浙江制鞋商大约损失3亿元人民币，个别企业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2003年冬，20多家温州制鞋企业的鞋类商品在意大利罗马被焚烧。
2004年1月8日，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禁止进口商品名单”，温州鞋名列其中。
2004年2月12日，俄罗斯内务部出动大量警力查抄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包括温州制鞋商在内的中国商人损失约3000万美元。
2004年9月17日，在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约400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聚集街头，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制鞋商的仓库，造成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9月23日，当地又爆发了一轮针对中国商人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扬言抵抗中国商人的廉价产品给西班牙本地商人带来的不公平竞争。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起严重侵犯华商权益的暴力事件。
2005年3月12日，温州制鞋商存放在莫斯科萨达沃特花鸟市场集装箱仓库内约114个装有鞋子的集装箱，被俄罗斯税警强行拉走，损失金额近亿元。这是自2001年以来温州鞋类商品第三次在俄罗斯遭到查抄，先后三次被查抄的同一理由就是中国制鞋商没有通过正规的报关手续入境，货物属于走私物品。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