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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当前存在“四农”问题，这里的第“四农”指“农民工”。农民工待遇低、流动性大、没有最低劳动保障，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为了体现对这一群体的关怀，一些地方打算施行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凡属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用人单位及其招用的农民工，均应当按照城镇劳工标准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共同缴纳。但是，不少城镇工人提出意见，真正缺乏基本劳动保障的是大量已经退休或将要面临退休的老职工，因为他们在最宝贵的劳动时间（年龄）段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没有扣除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储备。相比农民工他们更值得同情，因为农民工毕竟有土地做养老保障。
这个争论很有经济学价值：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经济（劳动）现象。他们因种种原因进城打工，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城市扎根，最后的归宿还是农村。他们与城镇劳动者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劳动力价值的构成不同，劳工标准的制定当然也不同。因为，在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可以不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障，因为他们有土地；相反，城镇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大都一无所有，一旦劳动力出卖不了就失去依靠，所以，在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必须包括劳动保险和养老保险（还有住房积累等）。显然，若从这方面考虑，硬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在劳工标准上拉平对城市劳动者来说可能不公。必须承认，由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障的巨大差异，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与城市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做劳工标准的简单比较是有害的。就像我们不能将欧美国家的劳工标准与中国的劳工标准进行简单比较一样。
由于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按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订劳工标准的。一个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内涵的变迁
不能否认，我国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制订最低（也是绝大多数）劳动力价格标准的。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以前，当我们领到工资后怎么安排：先买柴米油盐，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的构成，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我们再看今天，当我们看到工资条后，单位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扣除，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这些不可随意支取的储备账户资金几乎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虽然是现金，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先买柴米油盐，因为柴米油盐的消耗在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
毫无疑问，对很多城镇劳动者来说，除了单位为劳动者储备的部分外，劳动者本人还要做另外的储备，以备养老、大病医疗、子女教育、高档消费等大项开支。显然，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转换成为财产储备；二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今天的城镇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储备能力，还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在将来会不会大大的贬值，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不被社会所承认后，他们靠什么生活。显然，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
在生产力高速提高的新经济时代，城镇劳动者的生存危机感更强，因为生理寿命的延长与就业时间的缩短成反比。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对城镇劳动者来说更重要。又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制订劳动标准或衡量劳动力价值必须包含教育费用和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以内。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响农民工就业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确实有很多农民工也没有得到他们期望的“体面工作机会”。政府和城里人要关怀他们，尽最大可能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在目前情况下，全部劳动者都得到满意的“体面工作机会”完全没有可能，这其中既有城乡差距的原因，更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一般劳动与娴熟劳动的差别问题。把大多数没有在劳动技能上做过价值投入的农民工与受过专门技能培养的城镇劳动者作简单比较也是倒退。因为事情一旦操作不当，有可能会促使企业进行用工转移，雇佣城市劳动力，反而减少了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并会影响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就业趋势部负责人约翰逊表示，希望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能够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尤其能够增加“体面工作”的机会。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值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应做的是增加工人工资、提升工人的各项社会保障，改善劳动条件，在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上向发达国家靠拢。约翰逊先生是好意，但中国目前就业压力太大，又有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农民工现象，全面提升劳动力成本是困难的。我们要做的是：逐步打破城乡之间的割裂状态，让经济的循环不在城乡间中断，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真正自愿地离开土地，变成城里人。让农民、工人、其他劳动者在机会上更加平等，共同分享GDP增长带来的好处，共同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