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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张卫星的方案是得到市场认同的，据我了解有些企业也愿意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试点，这个方案在实践中是有市场基础的。”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而华生的方案就我个人来看还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存在大家都不出沽这种情况，因为沽出得越多补偿得越多，方案没有实际案例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方案简单地模仿西方的痕迹太多，对中国的国情的整体考虑不够，
”刘纪鹏对记者直言，“特别是作为‘一刀切’的模式，我认为是存在问题的。”
刘纪鹏教授在昨日（5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访问时指出，解决股权分置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确立原则，大的思路上先统一起来，第二个阶段才是选择试点。“搞清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原则和思路，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他表示，“我们需要从大思路上明确，一个是模式方案不必‘一刀切’，另一个是民营上市公司先试，解开国有股的心结。”各家的孩子自己抱
“首先我认为不要对近1400家上市公司都试图搞一个模式，用任何一个模式来‘一刀切’地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刘纪鹏表示，“我们应该联系各个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包括公司的行业、规模、效益等特点，由各个上市公司自主决策，变一个决策主体为近1400个主体，自下而上，分散解决。”刘纪鹏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各家的孩子各家抱回去，由夫妻双方，两类股东协商，实现多赢，大股东提方案，中小股东分类表决，半数以上通过。主要由两类股东自己根据企业的规模、效益、股权和股东结构的特点，推出适合本公司情况、有利于双方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监管部门只需在裁判员的位置上，制订符合“三公”的比赛规则，保证方案的真实性、公平合法性和信息的公开披露。选择民营上市公司先试
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是——抓住国有上市公司不放，应该从简到难，按照无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先行的原则，选择民营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如果400多家民营企业动起来了，可为复杂的国有股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铺平道路。这样从简到难，可渐入佳境。”
刘纪鹏对记者表示，“据我了解，事实上已经有近50家民营上市公司在积极地准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他们对这个是非常有兴趣的，并且能结合公司的实际找到方案。”
对于记者关于为什么民营上市公司如此积极的提问，刘纪鹏表示，由于大股东的非流通股不能流通，这已经制约了公司的融资等等一系列需求，对公司的束缚很大，这违背了公司上市的初衷，因此从理论上民营上市公司也应当是积极的。
针对有学者指出的“全流通最大的结不是在国资委，而是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一旦让利，那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刘纪鹏表示，实际上对民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而言并不是只付出不得到，而且在解决股权分置过程中也不是付出现有的真金白银，而是通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实现非流通股可流通，非流通股在此后的身价将倍增，非流通股股东要把非流通股可流通后股价倍增的收益来和流通股股东进行共享，因此，非流通股股东拿出的“真金白银”是通过这样的价值发现过程，做大蛋糕，然后和流通股股东分享实现的。
刘纪鹏表示，“非流通股可流通，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诱惑力是非常大的。”他表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民营上市公司正积极努力使其成为第一批试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在很多民营公司上报的方案中，都明确表示能和流通股股东达成共识。”避开国有股心结
在刘纪鹏看来，选择民营企业试点这样就避开了国有股减持这个结，这类公司的大股东主要是民营企业和私人，大股东自己就能做主，对其选择和行为负责，而不需要经过各级国资委和财政等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就可避开国有股减持中各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大量的协调工作。
此外，他表示，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有企业国有大股东是由谁来代表，是由公司的高管代表，还是各级的国资委来代表？高管是管理者经理人，是没有资格来代表大股东的；各级国资委，这个也不明确，股权分置和国有股减持全都要由国资委批准，但法律上又分到了各级国资委的名下。
“所以在民营企业试点的同时，国有企业要先解决国有大股东由谁来代表，是经营者，还是国资委，是中央国资委，还是各级国资委都可以，先把这个前提问题解决好。”
刘纪鹏表示，明确好了这两个思路，接下来的就是民营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从张卫星的方案来看对流通股股东让步比较大，但如果民营的上市公司同意试，大股东同意，认为对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是公平的。那么国有上市公司也就没必要否定它的公平性，何乐而不为？华生的方案如果有企业愿意，个别公司试也可以，也不用局限于这两个方案，各民营上市公司大可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只要两类股东都认同即可。”
刘纪鹏表示，依他的判断，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今年上半年非常有望破题。
（ 责任编辑：佳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