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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段时间愈演愈烈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控乱象，上证所近日在其外部网站上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从内容上看， 该《指引》相当系统、全面，基本涵盖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各个环节和层面，这对保证上市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提高管理效率和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等，都将具有明显的示范效用。
国际权威组织COSO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明确定义。按照该定义，应该说，我国的上市公司并不缺少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体现为有公司“小宪法”之称的公司章程，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和国外跨国公司并无二致。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指引》所确立的各项内控子制度，包括建立内部稽核制度、控制衍生品交易等，都只是细化和系统了原来的某些规定，并没有超出原先公司内控机制运作的范畴。
实际上，近些年证券市场一波三折，上市公司高管屡屡触礁，这固然和公司内控机制的不完善，甚至内控机制根本缺失密切相关，但更多的是缘于外部法律的不健全或不配套，法律没有构成对公司内控机制的强力支撑，而这并不是仅靠一个《指引》就可以解决的。毕竟该《指引》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规章，其效用甚至比不上此前财政部发布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基本规范》和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或者换句话说，国内频频发生的上市公司高管违规、违法案件，其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虽然有了和英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公司内控机制，可囿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构成、高管人员任命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尤其是市场法律制度，与发达国家迥异，譬如高管任用仍然采用组织任命制、内控机制运转仍靠公司自觉而不是强制等，这就使得我们的内控机制和发达国家公司的内控机制相比是“形似而神不似”，客观上就存在着异化为“内部人控制制度”的可能，或演变为某些高管的“一言堂”。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部控制制度《指引》的发布纯属不必要，而恰恰相反，笔者高度认同该内控制度《指引》，并且对该《指引》发布的内容、所采用的立法技术以及发布的时机也深表赞同，甚至希望其今后成为中国版的《萨-奥法案》。笔者只是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热盼在《指引》正式发布后，能够随后出台相应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譬如在即将修订的《公司法》中确立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或者底线，以提高《指引》所述制度的法律位阶，从而改变《指引》的几乎完全自治性质；或者干脆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将《指引》上升为法律，至少也应是行政规章。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