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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终点的关怀》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上老人照片）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那就是死亡。我们把他们称之为临终者，提到他们，更多人也许想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延缓他们的生命，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却是如何让他们在极有限的时光里，安详、舒适、并且有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也就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临终关怀。（上医院照片）让我们先从这家医院开始说起。这家医院叫松堂关怀医院，是我国第一家从事临终关怀的专科医院，成立十几年来，共有一万六千多位老人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松堂医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这里容纳了近200名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记者来到医院的当天正赶上松堂医院的老人们选举3月份医院大厅负责人，他们习惯地称为“选厅长”。所谓“厅长”选举，就是医院为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每个月在近200位老人中选举一位老人来负责每天在医院大厅里老人们的活动，尽管这个厅长仅是为大家读读报纸、领唱一下歌曲，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对于这些长期居住在医院的老人来说，还是会在每个月都展开一轮激烈的争夺。
董炳顺，75岁，原西藏军区乐队指挥，2月当选厅长，3月厅长候选人。
李松堂，56岁，松堂关怀医院院长 中国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李松堂：你看，他可以纠正了，你唱高了。
（唱歌）
李松堂：这个你还得叫他们都会唱了，现在有几个会唱的？有几个？三个。你们只有三个会唱。
董炳顺：四个
李松堂：这一个月你做厅长，我觉得你这个厅长做得挺好？
董炳顺：不行。
李松堂：不是不行，可是他有的人他说他也有能力当厅长。
董炳顺：那就叫他当。
李松堂：我想这个今天下午再选一次，如果真的大家都选你老董，你有没有决心再连任把这个工作搞好？
董炳顺：大家信任，当然有信心了。
李松堂：那就好，如果要是没选上？
董炳顺：没选上，我当秘书
张瑞萍，81岁，原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3月厅长有力竞争者，松堂医院2005年1月厅长，2月落选，至今仍耿耿于怀。
李松堂：不是每个月咱们选一次厅长嘛，第一个月你是厅长嘛，今天下午咱们还得选，好不好？
张瑞萍：好。
李松堂：这次要投票你要是多数，选中了你是不是能好好地当好这个厅长，能当吧？
张瑞萍：能当。
李松堂：那如果要是没选上呢，如果大家要投票都选了老董了，你是不是能支持他工作呀？
张瑞萍：能。
这就是松堂医院所要服务的老人，衰老、疾病让他们行动不便、功能衰竭，甚至思维也有些混乱。松堂医院通过缓解性的照料、疼痛控制和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来提高他们生命最后时光的生活质量。虽然这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但却能让老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体会价值，享受尊严。李松堂把临终关怀称为“每天拥抱死亡的事业”，谈起他为什么要与一个每天都要和死亡打交道的事业结缘时，李松堂讲述了一段他插队时的经历。
李松堂：当时我是赤脚医生，我照顾了一个老教授，当时他就在北京一个大学的教授，（接）他说我知道我没有几天了，（接）老人总在说，要是好人将来一定到天堂去，那么坏人一定会下地狱的，当时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能下地狱的时候都没有，下地狱也是坏人去的，我现在连人的称号都没有，他们都管我叫牛鬼蛇神我到哪去呢？（接）我就马上就想安慰他，我说（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我找到领导了，领导也说，你不是那么坏的人，他们也说要给你平反，给你恢复人的称号，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没想到张老师伸出接碗的那个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有那么大的力气使劲地抓着我，这是早晨九点多的事情，晚上11：40去逝的。（接）这段时间真那么幸福，那么愉快，像一个孩子一样讲了好多好多他的事情，当然我也记不清他说了好多…（接）我就朦胧中地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说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一定要从事为临终的人提供什么帮助的事情。
选厅长的工作还在继续。为了下午选举能够顺利进行。李松堂开始对候选人进行走访
李菊英，75岁，松堂医院3月份厅长候选人，早年留学日本，受过良好教育，经常对松堂医院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
李松堂：有人提出来想叫你当厅长。
李菊英：我不要当厅长，我只能够，厅长方面我稍微后面帮一下可以。
李松堂：那现在有三个人选，下午咱们开会就是每个人的民主选举，那么下午你看你投哪个人的票？
李菊英：老董就好。为什么？他心里要不高兴，让他当，旁边的人帮他，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帮他，大家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因为他已经当了挺上时间，不应该把他拉下来，心里不高兴，老人受不了。
李菊英虽然没有当厅长的心思，但是并不意味着她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关心，这不，她正在为医院的未来发展支招呢。
李菊英：我意思是有条件的就办，没条件的慢慢地办，因为我们国家特大，一下子办起来办不了。
李松堂：你的想法就需要好多好多这样的关怀医院？
李菊英：对呀，就将来更需要，我们国家 将来老人更多，更需要办个，所以我一直对你说，你这个医院我不是叫你开分院嘛。
提起开分院李松堂又何尝不想，目前全国的一百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大多以医院病房和社区医疗的形式存在，真正具有规模以临终关怀专科医院的名义收治病人的只有松堂一家。李松堂告诉记者，由于对临终关怀这样的专科医院国家没有一个审核标准，因此如果要再办一个临终关怀医院，就要按照综合医院的一级医院的标准进行建设，而这样一来，无形中就抬高了临终关怀医院准入的门槛。1987年，李松堂筹资50万元建起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在此后的几年里李松堂又先后投入了400多万元完善医疗设备，直到1992年，松堂医院才通过了国家审核。提起这些李松堂也颇有微词。
李松堂：显然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可能政策就有些滞后的。因为我们治疗来说，我们姑息治疗只占到我们全院工作的人三分之一，那比如说我们30％的一级人员可能在临终关怀给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更合理一些，那么从硬件来说，就不需要那些一级医院必须要具备的，像S光机，B超机，像这样的检查，因为很多这样的病人都是从各大医院转过来的，或者他们每家属送来的时候，对他们临终这样的老人生命体征都是有明确的诊断的，你再做出诊断，重复检查没有什么意义。
李松堂告诉我们，如果按照目前的建院标准，建一所100个床位的临终关怀医院至少需要300万元，而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只要150万元就足够了。
李松堂：这就是那台X光机，其实真的用不上。
李松堂：它已经放了几年了，包括它上面这个塑料纸都没打开呢，就没用呢，所以一直盖着搁着，这里面都是没用过的。
老人们还在为下午的选举积极的准备着，呼声最高的两位候选人张奶奶和董爷爷，此时也在暗中较着劲。
老董：我干不了厅长。
记者：您能干，我看您还棒着呢。
老董：那不知道人家选不选我说。
记者：我觉得他们能选？那您觉得谁能选呢？
老董：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您把握最大。
老董：不一定，我老骂人，得罪人不少。这无所谓，我在军队里投票选举，没事，选不上我我也能承受，我感谢大家，…谁当不一样，都是党的工作嘛。
记者：您觉得张瑞萍她能选上吗？上一届的厅长她能选上？
老董：够呛。
记者：为什么呢？
老董：她没有群众威信。不服她。
记者：那您对今天下午的选举有信心吗？
老董：有。
张瑞萍：我想他选不上。
记者：为什么他选不上？
张瑞萍：他是男的，男的选女的不好选。
记者：那您觉得他上一届干的好吗？
张瑞萍：净骂人。
在普通人看来，这种厅长选举不过是一种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对于居住环境封闭、生活内容平淡的老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可以活跃老人们的思维，也可以通过一些不剧烈的冲突激发他们对于生活的热情，保持向上的活力。但这样的活动毕竟每个月才有一次，而平时让彼此有矛盾的老人经常在一起，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为了不让老人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还要承担日常的调节工作。
李松堂：我说你们两个应该团结友爱，她愿意跟你团结了，你愿意吗？你愿意跟她合好吗？张淑敏：等着，我去拿手套，
她那手脏。我得戴手套
李松堂：你早上洗手了吗？她要跟你握手，她现在主动要跟你和好，跟你握手，你跟她握握手。她要说把手套戴着跟你握手。为什么呀？
张瑞萍：怕我手脏。
李松堂：她说你手脏，她要把手套戴上跟你握手。
张瑞萍：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李松堂：握一回手吧？这回就合好了吧，俩人合好了再也不吵架了。再也不吵架了。你们俩谁大呀。
张淑敏：有事我就叫她张姐，她也姓张。
李松堂：她叫你张姐了，以后团结友爱吧？
张瑞萍：不跟她友爱。
张瑞萍奶奶的不友好，显然没有影响到张淑敏奶奶的情绪，转过头来，张淑敏奶奶又拉起了她的家常里短。
张淑敏：我那闺女是二外医院的大夫，你要上她那儿去，让她一耽误功夫，一年的奖金没了，你们明白，我算了，在这儿吧，多花一点钱，多花一点，也比奖金强。你多花点钱，好几个儿子，都拿，你要上她那儿去，让她没有奖金，不是她一人嘛。我心里都想，我跟你们说心里话，跟儿女我都不说了。
老太太还挺开明，但是在“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中培养起来的中国人把自家老人往这里送，的确还需要点勇气。
看来把老人送到这里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但医院并不是白住的地方，提起老人们在这里的花费时董爷爷的老伴杨德兰为我们算了一笔帐。
杨德兰：他由于自己住的是单间房子，租房就是贵了，两千块钱的房租费。
记者：那其他护理费呢？
杨德兰：护工费八百块钱，其余的就是药费钱，每月的话下来得三千块钱。
记者：那这三千块钱你觉得家里的负担重吗？
杨德兰：家里头暂时的我们就把钱付上了，因为他住这个医院，就是我们经过在他离休的那个单位，河北省滦庭县的文化旅游局跟领导请示过了，文化旅游居老干部局还有滦庭县的组织部，那个中层的领导经过开会研究同意让他在这儿住，住在这个医院，说可以报销。
并不是住在松堂医院的所有老人都能像董爷爷这样幸运，每个月2、3千元的开销，成为了许多正在享受医保待遇的老人，与松堂医院之间最大的障碍。由于对松堂医院这样的临终关怀机构，能否进入医保定点医院，国家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审核标准，所以松堂医院现在还不在北京医保定点医院之列。
为了能让更多的老人能够迈过医保门槛住进松堂，李松堂也想了一个办法。
家属：这个医院比较宽松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些药你可以到你医保医院开一些，然后拿这儿来用。
在自己的医院用的却是别的医院的药，李松堂说这也是无奈之举。
李松堂：我们接触到的最多的家属对我们提出最多的呼声的就是医保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可能在全国各省市如果要这样的医院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应该享受的医保完全抛弃掉，重新来自费到这个医院，可能这样的比例家庭非常受不了，所以这是影响临终关怀医院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午饭后老人们早早的来到了医院大厅，选举如期进行
在松堂医院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参加像“选厅长”这样的活动，还有一部分老人由于病情的恶化已经不能进行日常的活动了，倾听这些老人们的心声帮助一些老人完成他们临终的心愿也成了医护人员工作的一部分。最近几天，204房间贾胜义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情绪也很不稳定。李松堂便来到贾爷爷的房间和他聊了起来。
贾：每天烧我六次。
李松堂：怎么烧的？
贾：就在院里头。用材把我烧了。把我人搁上了，大伙搁汽油。
李松堂：那你就在里头烧，你怕不怕呀？
贾：不怕。
李松堂：你是不是特别坚强呀，因为你不是最坚强的人吗？
贾：什么坚强，党需要我。
李松堂：一直是工人阶级吧？
贾：装卸工，调度员，安全员。
李松堂：装卸工，调度员，安全员你都干过吧？在工厂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呀，主人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不是？
贾：玩命干。
由于病情的恶化，贾爷爷的思维已经有些混乱，但在和李松堂谈话的过程中，贾胜义却很清晰地说出了他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
贾：我要入党。
李松堂：那你入了吗？
贾：没有。
李松堂：你一直积极要求入党了吗？
贾：不要求。
李松堂：你写过入党书了吗？
贾：我为什么不要求，我认为是党员没有拉出来的，都得申请。我认为党员是
工作考验我，看我不错，工作勤劳，叫我写申请我再写，叫我写我写，不叫我写，我告吧。
李松堂：你入党申请书你想写吗？从内心里想加入共产党吗？
贾：我怎么不想，我都是团员。
李松堂：那你一辈子争取入党，我相信你一定会入党的，一定会组织发展你的，你还坚持好不好？
贾：我怕我不够条件。
李松堂：你工作不是一直是劳动模范吗？
贾：是。
李松堂：你放心，别哭，你一定能入党？
贾：谢谢。
贾爷爷的愿望，也许李松堂无法帮他实现，但一句安慰的话却足以给老人带来无限的欣慰。随着人们对临终关怀认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也对这一特殊群体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1年，香港富商李嘉诚在全国建立了16家宁养院，每年给每个宁养院捐资100万元用来为癌症晚期患者，提供免费上门巡诊、镇痛治疗和心理辅导。在他的资助下北京先后成立了两家北京新华宁养院。
陈钒北京新华宁养院医生，负责对北京的癌症晚期患者的上门巡诊工作。今天他来到了肺癌患者胡春荣的家里。
陈矾告诉我们，北京每年癌症新发病人有20000多人，就算一半为晚期患者，晚期中一半伴有剧烈疼痛，那么需要临终关怀的患者也有5、6千人，而服务一个胡春荣这样的患者，宁养院要就投入资金2000多元，这对于每年只有100万资金的宁养院来说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据了解，目前全国临终关怀机构有100多家，床位仅有2、3千张，而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陈矾认为，在现有医院里发展临终关怀事业，不仅会满足社会需求，同时也会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过度治疗，从而节约了社会成本。
陈钒：，病人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了我还再给他做过度的治疗的在抢救一些没有办法再治救回来的一些东西这个花费非常高的，那么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做临终关怀也好，做治疗也好，他给社会带来的是财富的节省。
不过，陈钒也指出，尽管目前全国已有部分肿瘤医院开办了自己的临终关怀病房，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临终关怀病房并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李松堂的认同。
李松堂：他们把他们原来的病人从综合病房放在他们自己医院办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面去了，有的医院为了创造经济的效益继续给他们的病人使用大量的昂贵药品继续在治疗，其实从本质来说呢，没有进行什么临终关怀方面的特殊服务。
在国外，临终关怀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临终关怀产业也相对成熟。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临终关怀组织正在运行和计划之中的临终关怀机构超过3100个。临终关怀也列入到了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当中。但由于我国的临终关怀还没有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一切的开支都需要医院自己支付，而这也导致松堂关怀医院这样的临终关怀机构举步维艰。
刘桂珍 55岁 松堂医院副主任医师 1995年来松堂工作，提起对临终关怀的认识，刘桂珍颇有感慨。
刘桂珍：每个人到老了毕竟有这么几个阶段，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全体医务工作者给他以最大的关怀和照顾，这样使他在临终之前就是有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在临终之前有一种自己满足感，另外在心理状态上有一种顺其自然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虽然对临终关怀事业充满了热情。但谈到自己的收入时，刘桂珍的情绪低落了下来。
刘桂珍：原来来的时候也就是三百多块钱，现在每个人基本工资是300，有150块钱的夜班费，也就是四五百块钱。其他的医院，像我副主任医师起码国家规定是一千多块钱，好像1500多块钱。
松堂医院现有工作人员100多人，每月的人员工资的支出只有5万多元，这在北京同等规模的医院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提起员工的低收入，李松堂依然是一肚子的苦水。
李松堂：对任何医院来说收入就是这两块，一个检查费，一个药费，那么对临终关怀医院来说这两块都没有，那么我们就靠每天十块钱的住院费，五块钱的挂号费，这是显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收入，这样我们的医务人员的工资就比其他医院就少得多。
近几年，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也就是一亿三千万，有专家预测，全国老龄人口到2015年将突破2亿。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临终关怀的社会需求也将越来越大，而象李松堂这样民间资本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社会捐助也是杯水车薪，各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又难有作为，准入条件、医保限制等客观条件也在制约着临终关怀的发展。那么，解决临终关怀发展的根本在哪里？临终关怀对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
徐勤 中国老年科学研究协会人口调研室主任 著有《美国临终关怀对中国的启示》，她认为，在目前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家庭养老功能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
徐勤：现在我们国家对临终关怀有很强烈的需求，现代化的生活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就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矛盾。所以这样的话从家庭来说很难承受传统的临终关怀的这种功能。
在徐勤看来临终关怀不仅是现代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它还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如何能让临终关怀得到更好的发展，真正地体现文明社会“老有所终”的理念，徐勤认为关键在于政策导向。
徐勤：我觉得应该从制度上解决，比如说建立临终关怀这个保险费用，政府必须及早地采取一个对策建立这种保险机制，及早地去进行就是在前期就赶紧投保，这样的话每一个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才能有社会的保险费用来支付这一笔支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应该从这个福利和医疗这两方面进行开展这个临终关怀这种机构，在经费上进行扶持，进行政策上的倾斜，比如说水电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给一些优惠政策，我想得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在今年北京两会期间，作为北京市政协代表的李松堂也提出了关于加大临终关怀投入的提案，尽管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复，作为经营者李松堂对医院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
李松堂：我们也在想如果有这样的资金雄厚这样的集团或者企业和我们合作，那我们就在全国各省，比如说上海、长沙、就是中国老龄基金会，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长沙分院、湖南分院、包头分院。那这样就会把这个集团化，系统化地发展起来，那么这样它的投入从社会效益来说经济效益来说都会高的，我想我们应该寻求这样的合作伙伴。
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健壮、鲜活，他们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年轻、美丽，尽管很少人会去注意到他们的离去，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他们一样枯竭、衰老，那时也许我们更需要关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用爱心来关注这一需要关爱的群体。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