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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凯德置地的中国业务版图上，成都、武汉、大连、天津等地均被纳入其中。凯德称，深入中国腹地，并非出于无奈而是公司发展战略使然---
用“十年发展”去平衡境外投资中所蕴含的国家风险，凯德置地（下称“凯德”）的韬光养晦可见一斑。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对已谙熟中国投资策略的凯德而言，不失为一个谋取更大战果的时机。
后“121时代”
央行“121文件”宣布中国实行银根紧缩之后，国内开发企业从银行融资的力度与规模被迫降低。对凯德而言，这却是一个时机。
凯德置地中国住宅基金于2003年10月成立，规模约5亿元人民币，是国际同类型的中国专项基金中较大的一个。
一直以来，这只基金仅为凯德自己开发的项目提供资金。但目前，凯德正在考虑建立另外两个基金。其中第二只基金以开发为主，会比第一个规模更大；而第三只基金会针对全国的公建项目、办公楼、商场进行投资，并且不排除把北京的商业项目打包成信托基金，在海外上市。
宏观调控之后，中国银行业为规避风险缩小放贷规模，但同时也为市场腾挪出一份新的空间供海外基金进入。世邦魏理仕环球研究及客户部经理覃晓梅分析，这事实上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凯德正是利用了这点，不仅以自身优势进行投资，并意图融资给其他开发商。
北京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高晓晖在谈到“宏观调控”时认为，在经济周期相对明显的成熟经济体中，房地产市场关注的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前者。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通常伴随较高的按揭贷款利率，会对房地产市场人气和业主拥有的不动产估值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对开发商而言，由于市场人气低迷，需求受到抑制，会自动削减开发计划，减少供给；但对于不动产机构投资者，主要以不动产投资基金为主，则会看重物业的长期投资回报，在不动产价值暂时下降之时，乘势收购优质项目。
均衡布局
前后不到3个月，凯德已经在上海进行了两次大手笔抛售。
继今年1月卖掉新茂大厦项目95%的股份之后，上周五（4月1日），凯德又以107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6亿元）的价格向高盛集团属下的联号公司出让旗下百腾大厦。此次交易将为它带来23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2亿元）的利润。对此，凯德置地总裁林明彦表示：“通过交易，我们可以将资金部署到更好的机会上，以带给股东更多的回报。”
于是，今年3月，凯德又以近2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在北京长安街CBD收购两座即将竣工的写字楼，并将其改造成国际甲级办公楼。这应当是对林明彦上述表态的良好诠释之一。
事实上，“部署新项目”的工作在北京已经接二连三地展开。分析人士认为，不排除凯德置地把上海获得的利润拿到北京投资，预计下半年与凯德类似的境外投资机构在北京的投资还会增多。
在2004年10月凯德置地召开的管理层研讨会上，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和均衡地利用上海、北京和广东的现有资源与实践经验，从而促进三地业务的共同增长。
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上海始终是凯德置地的发展重点，并集中了它近70%的投资，从各种类型的住宅到公寓再到商场乃至基金的试探，可以说凯德在上海的投资类型相当全面。
与之相比，凯德在北京与广州的业务却起步较晚，规模也相对较小。宏观调控之后，北京、广东平稳的发展环境使其市场增长空间不可小视。因此平衡布局，对凯德而言，不失为宏观调控之下的良策。
同时，这种平衡已不仅仅是区域间的平衡，还包括产品类型即商用物业与住宅之间的平衡。
今天，在凯德置地的中国业务版图上，成都、武汉、大连、天津等地均被纳入其中。凯德称，深入中国腹地，并非出于无奈而是公司发展战略使然。
在规范中左突右进
2004年10月2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运用价格机制调控用地，土地价格要反映土地价值等内容，并对土地的管理、土地执法等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
覃晓梅认为，事实上这给了外资企业更好的进入机会，土地交易透明对外资开发企业而言是一个纯粹的利好。
与此同时，上海也开始其“整顿土地市场，加强土地管理”的土地新政。一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得到规范。
凯德在此形势下，开始积极谋划其在华的土地储备战略。上海2004年第三号土地公开出让公告、新江湾城地块和2005年第一号土地公开出让公告，都可以看到凯德参与的身影。尽管上述几次出击均铩羽而归，并未取得一块土地。但也印证了凯德“一直在上海寻找机会”的表态。
2004年，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带给房地产业的不仅是土地和资金的短缺，更是规范透明的运作体制。这才是外资地产巨头积极跟进的主要原因。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