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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跨国品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苏丹红、转基因等名词频繁出现在报纸上时，跨国公司的产品成了消费者警惕的对象；当SA8000这一新名词在媒体上流传时，一些天真的学者把跨国公司视为维护劳工权益的一股力量；当华为、海信遭到海外公司的起诉时，人们又想当然地把跨国公司看作民族工业的巨大威胁。
跨国公司交替扮演着从恶魔到天使的各种角色。它们曾被看作资本主义金钱机器的化身，它们榨取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力，它们给中国人带来消费主义和品牌惯性，它们生产的产品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它们的投资已成为中国GDP成长不可分割的重要力量；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经济圈。跨国公司是比民族国家更难以琢磨的一种组织力量，在当下我们或许有必要仔细审视跨国公司的本质。
光环下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其实也才10年左右的时间。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每年实际使用的外资不过二三十亿美元。而今天，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财富》500强的企业中，大部分已在中国“落地”。
决定性的转折始于1992年的“南巡谈话”和1993年中央高层对跨国公司的公开邀请。从那一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淘金热”在中国上演。1993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在那个年代，外国商品仍然是高消费的代名词。面对着动辄能抵一年工资的外国家电，只有少数人能把它们从免税店和高档商场弄回来。就连现在看似大众化的麦当劳，也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太贵了，我一月来吃一次都承受不起”，一个市民对采访他的《北京日报》记者说。
跨国家电品牌至今仍是高品质的保证。2003年，《环球企业家》杂志联合AC尼尔森调查公司，曾对在华跨国公司的公众形象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对作为商业组织存在的跨国公司，民众认知程度最高的是两个领域：电子／电器类和汽车类。有近1／4的受访者表示，在其消费过的有品牌的产品中，跨国公司的产品已超过国内公司的产品。
不过，在最近一段时期，跨国公司的产品缺陷却频频曝光。肯德基食品涉嫌含有苏丹红，强生护肤品被疑含矿物油，金百利巧克力的质量检查不合格，立顿速溶茶被指氟化物含量过高，宝洁的SK-Ⅱ化妆品含有特氟龙……
是偶像走下了神坛吗？或许，经济领域正发生一股超越民族主义的潜流，跨国公司脸上的油彩或头上的光环，都在缓慢褪去，还原为纯粹的公司。不仅在政策上，在形象方面，这些海外机构也终于和国内企业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
拉美化之忧
对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部分人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不同声音，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是较早发言的工商界人士之一。从2002年开始，他在各种场合反复提起国内零售企业在扩张上遭到的“非国民待遇”。他发现，在零售行业中外资更受欢迎，得到的优惠也更多，而国内企业在扩张时往往受到限制，并面临着被外资垄断的危险。
2003年12月， 在“2003中国企业领袖论坛”上，许多企业家表达了一种担忧——中国经济有可能重走“拉美化”的老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资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的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以巴西为例，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国外的投资虽然暂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国际垄断资本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带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所谓的“增长而不发展”的现象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
而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担心的问题。这位《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一书的作者，在2004年获得许多关注。在他看来，外资对中国的贡献固然是正面的：它代替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它还带来了竞争机制。但他更强调，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对内开放不够。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民营企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所有这类观点的目标，并非遏制FDI，而是希望政府修改相关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今年年初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事件，正是这种呼吁的一种表现。
据媒体报道，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一份报告，要求延长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1月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则表示，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对内资企业不公平，尤其是对民营企业不公平。这些年来，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的有效税率要低10到12个百分点。
产业分工与知识产权之战
所得税并轨，只是从政策上让内外资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另一个层面——产业分工，国内公司仍远远落后。跨国公司控制了技术核心，在产业链的上游赚取了大量利润。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在一篇报道中以罗技Logitech公司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这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瑞士-美国合资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所有这些鼠标都是在苏州装配完成的。
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许多产业的情况类似：外国公司拿走收入的大部分。他们供应大部分零部件、让设在中国的装配厂完成零部件组装、最后将组装好的成品运到海外销售赚取利润。在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中，外国公司所占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十大出口商中包括两个美国公司：摩托罗拉和硬盘制造商希捷技术公司。
从家电、手机、电脑到汽车，中国企业都面临类似问题：如何从装配工厂爬升到技术含量更高的环节。以DVD为例，全球每年的DVD需求量约为4000万台，而中国DVD的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产量的90%。但由于DVD的核心技术和标准都掌握在外国开发商手中，解码芯片、激光头、机芯等核心部件我国都无法生产，不但完全依赖进口，而且每台产品还需缴纳4.5美元的专利费，使得国内厂商赚到的钱少之又少。从宏观观察，国内创造的价值相当部分流向国外，成为他国国民的财富。
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认为，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1000亿元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国外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
所以，外资的引入，并没有达成“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经过多方调研，得出一个令人忧心的结论：中国汽车工业迄今没有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至少已在汽车工业领域被证明失败。而韩国坚持自主开发道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把韩国品牌的汽车推向了世界。
但自主研发也会遭到跨国公司的狙击。思科诉华为案虽以皆大欢喜收场，但一家电子企业老总的评论依然值得回味：“如果以华为每年30亿元的研发投入都无法冲破国外企业的专利壁垒的话，那么还有几家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够爬升到整个产业链的高端？”
被夸大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消费者对跨国品牌有某种迷信，那么部分学者则想当然地希望跨国公司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他们会把改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愿望寄托到跨国采购商身上，但这却依然是一厢情愿。
2003年，SA8000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12月18日的《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说，“SA8000标准可能对一些不法企业堪称是一个‘大棒’，但对劳动者来说它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伞’”。事实真相却不容乐观。
在发达国家，消费者反对跨国公司购买血汗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迫于这种压力，许多大的跨国采购商要求供货的制造商遵守一定的劳动标准，比如劳动时间、劳动环境方面。检验过程称为“验厂”，即跨国公司为其供应链内所有商业伙伴制定指导方针，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全球主要的200家跨国公司均有自己独立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并不定期或定期安排本公司职员或委托独立审核机构对该厂进行现场评估。SA8000就是一个独立审核机构提出的标准，但它并非国际普遍认可的标准。
值得忧虑的是，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责任会被供货商、跨国采购公司扔到一旁。据媒体报道，广州一家生产熨衣板的厂家，在面对某跨国零售企业的验厂要求时说：“要验厂可以，但我们不会派专人陪同，所有费用由跨国公司自理。最后那家跨国公司放弃了验厂，同样也下了订单。”
甚至有人担心，社会责任方面的成本多半会被转移到劳工身上。广东商学院教授张建涛从其了解的案例指出，跨国公司们只愿意将自己的道德成本转嫁给供应商，他们自己不会为自身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弃一分钱的利润。而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黎友焕则指出，跨国采购企业通过经常性地检查工厂、监督质量，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单个产品的具体生产成本，于是这些跨国采购公司肆无忌惮地只支付很少一点加工费。实际上，跨国采购企业已经把供货厂视为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附属加工厂了。
一些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但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而且还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志愿者来到超市，倡议消费者抵制金光集团APP的纸品，比如“清风”、“唯洁雅”、“真真”等品牌。他们呼吁APP“对云南毁林事件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承诺保护中国的天然林”。
正如1992年一位可口可乐经理所说：“就像自然憎恨真空一样，可口可乐体系憎恨每个未曾利用的机会。”当中国更加全面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必定会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历史学家把20世纪称为“国家和国家主义的世纪”。也许，21世纪将被后人命名为“跨国公司的时代”。跨国公司已经超越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的统治力量。通用汽车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埃克森石油的年销售额则远远大于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敌沃尔玛公司的业绩。
可以说跨国公司与政治无关，它的最大政治就是提升产品的销量。其他道义可以由此派生，其他道义也被排除在外。也许，《公司帝国》作者查尔斯·德伯的话应该记住：“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奋起反抗由新公司帝国一手缔造的那些贪婪的、唯物的和狂热的用户至上主义文化。”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