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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金融服务现状调查之一 见习记者 方华
编者按 据有关方面权威统计,全国长年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的人数达到1.4亿。党和国家把农民增收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就是目前扩大增收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因此,努力探索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部门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一直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金融市场,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都存在一些空白地带,既不利于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经济状况,也不利于金融业自身提高经营效益。随着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这种金融服务空白和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观察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虽然他们的人均金融资产相对较低,但是1.4亿人的金融资产存量总额应当说是蔚为壮观的。随着他们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继续忽视这一庞大的人群,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金融服务?他们对金融服务需求如何,其中蕴含着怎样的金融商机?本报记者近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采访,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登这一系列报道。
随着全国范围内城市务工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进城就业已经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湖南省统计,2004年全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劳务总收入突破600亿元,比上年净增了61亿元。在安徽部分地区,外出务工收入已经超出当地的财政收入。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进城农民将如何打理手中的现金?金融机构能为他们做什么?
对这一问题,很多业内人士哑然失笑:“对进城农民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要务,攒点钱寄回家是终极目标,和银行打交道最多就是存钱、取钱和汇钱,哪有什么其他服务?”
但是,1.4亿人的庞大群体,果真是金融市场的沙漠吗?
一个来自北京市农村信用社的统计数据发出了微弱的声音:2004年第4季度,仅客服电话96198的人工座席,不包括全市近700个营业网点及电话语音服务,就接到22例进京农民提出的办理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的请求,结果因户籍等原因无法受理。
早在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一项问卷调查已经显示,被调查的123名进京时间达7年以上、月收入在400元-700元的普通农民工,采取个体经营和打工两种方式就业,其中自营个体户86人,企业和家庭用工37人,经济收入剩余大部分留在流入地经营和储蓄。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和抵押品,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许多人对此连想都不去想。
靠友情借贷 做小本买卖
在北京市丰台区从事家装行业的四川达州农民李根民夫妇,自1987年进京至今已有18年,从最初月收入几百元到现在3000多元,身边已经有十多名固定的合作伙伴。但是,他们向记者谈到了自己的苦恼。
“户主经常把装修费拖上十天半个月,先垫付资金购买材料来开工是常有的事。活儿一多,资金不够就只能找亲戚、朋友或当地熟人借,欠着人情了。”当记者问及是否去本市银行咨询过贷款业务时,对方的音调高了起来:“我们外地打工的去银行贷款?这在想像当中都是不可能的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某商业银行部门经理说:“作为服务性机构,只要提供有效证件,存款开户、办理储蓄卡和异地结算等多项业务,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至于贷款,进城农民流动性太强,收入也不稳定,很难考量其还贷能力,为确保效益和避免呆账、坏账,没有办法对他们放贷。毕竟,我们不能够破坏商业原则。”
对很多进城农民来说,银行仅仅是存取款的机构。
北京市农村信用社虽然开办了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但放贷对象是拥有北京市农村户口的人群。据工作人员介绍,尽管有不少进京农民向他们咨询办理农户小额信贷的事宜,也只能建议他们回家乡办理。
但是,十八年来李根民夫妇从来没有在家乡办过一笔贷款:"离开老家这么多年,家里只剩下老人,没有贷款能力,就算是找关系贷成了,考虑到手续和费用,也太不方便了。"的确,当地农村信用联社吴主任表示,针对长期流动在外的农民发放贷款,首先考虑的风险就是在监控上存在困难。
所以,友情借贷已然成为进城农民解决资金周转问题的重要方式。对此,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了自己的隐忧:"这种借贷方式的大量存在从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不规范的民间金融活动,成为地下钱庄和民间高利贷活跃的源头。这一亿多人的庞大群体,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从事着小本经营,生意不能做大,无法参与城市的竞争。小到个人有病有灾,大到买卖周转,他们都有对资金的需求,但规模到底有多大,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做出统计!"
十年滚雪球 一朝被钱困
由于得不到城市和家乡金融机构持续有效的资金扶持,很多留在城市谋求发展的农民基本上都是靠着滚雪球的模式在城市进行着原始积累。
在京城马连道茶城摸爬滚打了十年、已成功注册北京某公司的山东籍农民小董向记者介绍:"每到春茶收购季节,往往需要备足一年的购茶资金,仅黄山毛峰这一茶种,就要投入七、八十万元。在老家申请贷款面临额度太低的局限,急用时常常是借用亲戚朋友几十年的积蓄,付给他们比银行高的利息。"
可眼下,小董遭遇了燃眉之急,靠友情借贷也无济于事。今年初,他向京城某商业银行申请商用住宅按揭贷款,欲购买一套200多平米的底层商铺,因日前房贷新政出台,银行要求首付款调高十个百分点。本来首付百分之四十就已经动用了多年的积蓄,这一调整又多出了三十多万元,预备购茶的资金大为吃紧,为抓住商机,小董正四处寻找合适的担保公司,想以公司50万元的注册资本寻求担保以申请银行贷款。
同在茶城从事茶叶经营的福建籍农民高香莲说:"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我们经常是眼睁睁地看着挣钱的机会溜走。就拿黄山贡菊来说,眼下安徽收购价才八、九毛一斤,是多年未遇的好价钱。如果现在能从银行贷到款,我肯定不会四下里找朋友借。可我们一没有房产,二没有公司,没有抵押甭想从银行贷到款。有时候我想,拿茶叶来抵押行不行?"
四方施工队 各自显神通
北京城建集团一建公司的张金峰经理向记者介绍:许多来自外地的施工队长(俗称"包工头"),都是从泥瓦匠等打工者起家。鉴于目前多数工程需要外地施工企业先行垫资,他们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加庞大。据他了解,很多施工队伍的融资问题大多还是在家乡解决,因为在城市里根本贷不到款。
在朝阳区八里庄北京城建某施工现场,"江苏队"的袁师傅向记者透露:他们五六个合伙人今年初从家乡的工商银行获取两百多万元贷款进京承揽施工项目,靠的是自己在当地挂靠的建筑公司为他们提供担保。因为他们每年都能连本带息提前还贷,相关部门也愿意为他们牵线搭桥。
然而,位于西直门的安徽省和县三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部吴经理则向记者反映,他们的境遇远不如"江苏队"。因江苏省早已实行建筑行业的整建制改革,所有和银行打交道的程序,包括资金审核与信贷安排都由后方政府统一操作,所以"江苏队"的工程越做越大。自己身为安徽省第三家进京外施企业,从1989年进京到目前旗下拥有几万名农民工和近百位施工队长,基本上靠原始积累,很少从家乡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不久前县领导带领几家银行行长进京考察,最终不了了之。银行不敢放贷的原因在于难以监控外地施工项目。
在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江西省兴国县的陈队长带领家乡一百多位农民工承揽工程。大家七拼八凑地筹集了近二十万元资金,有的是家里过年的杀猪钱,有的向农信社申请小额农贷,最后还是从开发商那里预借了十多万元,才得以开工。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江津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今年初向江津市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驻北京)注入流动资金170万元,提供信贷支持,还推出了帮助农民工家属致富等解除其后顾之忧的"一条龙"信贷服务。四川省渠县农信联社也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务工路费及生活费贷款,尽管金额不大,但解决了不少农民工的一时之需。
总之,对于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多数进城农民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机构缺位,渠道匮乏,门槛太高。一个共同的声音是,在城市里谋生不容易,发展更艰难。
(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