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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均享有独立的地位。相信在冤案事故调查过程中，会调查清楚他们各自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杜兆星
佘祥林“杀妻”案4月13日在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法律将还佘祥林以清白。但此案的诸多疑问如不加以追究，冤案依然难以避免。
第一点，无所不在的警察权。此案中凡警察所到之处，大多给公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事实上也造成可怕的后果。兵者，凶器也，警察也不例外，所以把握好这把双刃剑，建设与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警察体系，非同小可。警务是属于行政系列，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所享有的侦察权不是独立的。如果确认侦察权是独立的，那么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难免干扰独立侦察权，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人类历史表明，很多案件一时很难侦破，因而成为悬案，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案。警察的绩效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破案率，而应该是辖区无案率。但是警察再发达的预防体系，也不能保证罪犯的不入侵，犯罪分子会寻找犯罪天堂。尤其是在一个正在变革的风险社会，警察的职业风险在大大增加，他们承担了整个社会的风险。
如果确认警察为了国民的安全而存在，如果确认命案必破是出于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那么这种侦察权并非不可分割，完全可以像人民法院拥有“人民陪审员”一样，在警察队伍增设“人民侦察员”，这是在内部对警察进行提高效率和加强监督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外部还可以像香港特区一样建立警监会，以提高对警察系统的反馈和监督力度。当然如果在社区创新保甲制度，落实公民的自卫权，那么不但治安成本下降，而且治安状况也有可能根本好转。
第二点，佘祥林冤案发生后，因为他侥幸留下一命，使很多法学家对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寄予莫大希望，以为如此可以防止死刑的不慎。这样的制度安排，恐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试问最高院的法官一定比省院的法官高明吗？基层法院大量的死刑案都堆积到最高院，最高院是否复核得过来？试问最高院的职能是否主要是与死刑案打交道？一句话，不改革我国的审判制度，最高院自身也不能避免冤假错案，历史已经做出过回答。不妨将我国的陪审员制度改造为陪审团制度，就是在审判中引入良性变量，可以对审判的公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点，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渡到法律上人人平等，已经成为现实中的迫切任务。佘祥林冤案发生后，不少媒体已经开始将舆论方向引向索取国家赔偿。实际上，办案人员可能已经触犯了刑律。但按照现有的法律体系，一般规定执法人员享有了过多的权力，而对他们的罚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粗糙，落到实处对他们的处罚是很轻微的，这也是警察刑讯逼供，检察院监督不力，法院错判案件不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句简单的话，就是执法人员犯罪成本低，出了问题全部由国家买单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外，即使总统个人犯罪，也要由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包括律师费都得自己掏腰包。
第四点，程序一旦乱了，最终将伤害到每一个人。现在这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已经真相大白，如果这个案子的众多环节中，只要有一环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冤案就可能无法成立。然而，这样的冤案竟然被炮制出笼了。如果不是张在玉死而复生，这个案子很可能冤沉碧海。公检法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均享有独立的地位。相信在冤案事故调查过程中，会调查清楚他们各自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责任大于权力时，才有可能粉碎原来的利益链条，因为正当程序才能体现世界的本原。
第五点，冤案的救济渠道，究竟哪一条是通向罗马的大道？佘祥林冤案发生后，家里人上访申诉，非但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反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全部窒息了他们的申诉通道。有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而有冤的人受到惩罚，上天也不会答应。冤案一旦发生，伤害的是正义的规则，神圣的法律，也自然会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佘祥林诉苦的对象，求助的对象，申诉的对象，救济的对象。散落的程序，其实体将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正义没有消失，只不过被分散了。
第六点，此案究竟能够为法治社会进程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需要每个人的共同探索，媒体与司法的互动应该是开了个好头。公权的行使意味着对全体国民的负责，从法理上来说，国民具有知情权，所以公布整个案情的程序细节，在阳光下暴露阴影，那么那些阴影就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在阴影下聪明人也会变成傻瓜，在阳光下平凡的人也会成为苏格拉底。那些阴影其实和阳光一样伟大，就像佘祥林案挺立在中国法治前行的道路上。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