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美国过度消费—中国投资热潮—油价高涨”这一链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亚洲货币重估和美国政府减少财政赤字，通常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而如果亚洲货币重估的目的就是迫使美国大幅加息，那么何必绕个大圈子，美国政府直接通过大幅加息来抑制消费就可以了。由于较低的油价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提，中国也可通过打击房地产投机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带动油价回落。
3月的一个周末，我在重庆参加一个有关“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每年举行的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延续。参会者包括20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中的绝大部分。
亚洲货币重估（如人民币重估）和美国联邦政府减少财政赤字，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巨额且不断攀升的美国贸易逆差的委婉说法）问题的良方。在重庆研讨会上，两种方法都不乏支持者。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参会者相信，这两种方法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亚洲国家的参会者则不同意重估货币，而认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这两种办法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国的过度消费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根本诱因，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间接抑制美国的消费，但这种政策的效应或会被美国政府接下来可能实行的刺激经济政策所抵消。直接的解决办法是美国政府放弃刺激经济政策，并允许金融资产价值缩水，以使消费者储蓄更多。
同时，全球经济若要恢复平衡，油价一定要回落。全球经济过热导致油价疯涨，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的贸易顺差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裔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巨额赤字相映成趣。全球经济再平衡只有在较低的油价前提下才可能出现。
由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全球经济整体水平的2倍，因此，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使得油价对全球经济的增长更加敏感。中国或可通过打击房地产投机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带动油价回落，消除全球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过度消费
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央行，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忽略了全球化的影响。经过15年的全球扩张之后，跨国公司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全球供应平台，令美国国内供给对需求的弹性迅速下降，当美国政府刺激需求时，只能导致其贸易逆差迅速上扬。美国增加的需求，大部分由中国这个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所供给。由于中国金融系统不对外开放，资本流入后，只能变为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的投资热潮推动了油价的上涨。 目前高涨的油价使得每年约有4000亿美元的利润被重新分配。由于石油输出国认识到油价不会长期维持高位，因而都把高油价带来的暴利储备了起来，而亚洲和欧洲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石油输出国有更高的贸易顺差，最终，所有石油涨价带来的暴利都流入美国，并促进了美国的消费不断增长。因此我认为，“美国过度消费—中国投资热潮—油价高涨”这一链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美国大幅加息可免无效率循环
为了使全球经济重新平衡，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大幅加息来抑制消费，或者中国政府通过打击投机来挤投资泡沫。油价大幅回落才会令全球经济重回平衡成为可能。亚洲货币重估措施奏效将导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这将迫使美国政府大幅加息。当美国消费水平降低之后，亚洲货币会再次贬值。为了避免这种无效率的循环，美国政府不如直接大幅度加息。
而如果采取美国减少财政赤字的方法，那么美国的需求总量将下降。如此，美国政府接下来又不得不刺激消费以弥补需求总量的不足。由于美国的消费者总能从较低的利率和金融资产增值中受益，因此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消费。
亚洲货币重估则将在两方面对全球经济不平衡产生影响。首先，高汇率可以减少亚洲的出口并促进其进口，美国经济可能受益于向亚洲出口的增长而减少贸易逆差。当然，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几乎不会对贸易平衡产生影响。一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改善依赖于它的储蓄，在没有根本结构性变革的情况下，想仅仅通过货币升值来改变亚洲国家高储蓄率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不可否认货币升值会抑制投资需求，短期内会增加贸易盈余。
其次，亚洲货币重估会使美国产生通胀压力，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大幅加息，令金融资产价值缩水，消费者因而会储蓄更多以弥补财富损失。这是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的惯常做法。1997和1998年金融危机时，东南亚和韩国都是这样做的，阿根廷、巴西和俄罗斯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同在于，美国不能依靠美元贬值来解决问题。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至于美元贬值会抑制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从而使这种策略失效。所以，美国的金融资产价格还要继续下降以充分抑制消费。
如果亚洲货币重估的目的就是迫使美国政府大幅度加息，那么何必绕个大圈子，美国政府直接提高利率不就可以了吗！迂回的方法只会增加各方的痛苦。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亚洲货币重估的争论感到非常困惑。
油价回落的两种途径
15年前，社会主义阵营放弃了计划经济，投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怀抱。这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更多的劳动力。跨国公司利用这一套利机会大规模地将生产线转入低成本经济体。这使得发达经济体减轻了通胀压力，宽松的货币政策得以长期实行，富余的货币自然地流入了资本市场。
20世纪8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把经济政策变得更富于弹性。这种弹性使得其资本市场比欧洲或日本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是这一政策转变的转折点。政府减弱干预来应对来自亚洲的通货紧缩压力。这带来了股市的繁荣并催发了高科技泡沫。2000年，美国进一步放松了货币政策，以应对科技泡沫破裂带来的通缩压力。当伊拉克战争引致美国和全球经济更大的通缩压力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得更为宽松了。
美国消费的持续繁荣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进而推动了中国的投资热潮。当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美元贬值的时候，投资者将美元贬值预期迅速转变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资本流入中国。2003-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激增3690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GDP的28%）。随着资本流入和投资的增加，商品价格随之上扬，特别是石油价格。
油价上涨带来的流动资金并不直接通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发生作用。美元的弱势和敏感令这些流动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亚洲。在贸易顺差条件下，亚洲的外汇储备2003年增长3210亿美元，2004年由于热钱流入，增长了3350亿美元。鉴于美元的估值风险，亚洲各国央行将这些资金都投入了美国的债券市场。
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在于油价对全球经济过热的敏感度持续增加。减轻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方法是，美国政府彻底放弃其刺激经济政策以使油价回落。另一个方法是中国政府挤掉泡沫以减缓资金的乘数效应，达到降低全球货币供给的目的。
改革IMF和世界银行
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组织，是研讨会的另一个主要议题。这些机构所代表的利益方、肩负的责任和效率问题在会上被广泛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是这些机构不仅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也要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这些机构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效率。
新兴市场国家关注的焦点，是能否在IMF分享到更大的权益。现阶段，IMF不能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很好地作出预测，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所实施的措施过于粗糙有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希望更多地被了解，并且对IMF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发达国家则认为，他们是IMF资金的主要来源，享有最终决策权是理所当然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惟一达成共识的问题，可能只有希望欧盟在IMF统一委派一名代表。
西方国家的代表还建议IMF应该切实起到监督发达国家的作用，尤其是美国。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是贸易顺差，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国家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全球经济的各种风险正在转嫁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国家。很多与会者感到，IMF对这种现状并未作很好的处理。
代表也质疑了IMF对落后地区的援助。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出现的一些风险，可能与1998、1999年IMF大规模紧急援助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有关。比如IMF紧急援助印度尼西亚，大量救助资本的外逃反而使印尼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但是，还没有人能拿出一个能更好解决新兴市场危机的方案。
讨论几乎没有关注到今天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的危机，那就是它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当全球经济周期反转向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危机，而是以高汇率、低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新兴市场国家危机。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