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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学界放眼世界的一件大事，是1980年邀请美国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到北京颐和园讲学。在这一批经济学家中，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也有崭露头角的新晋学者。比我年轻好多的华裔教授萧政，就是1980年颐和园讲学的一位学者。在我1991年和1996年访美期间，萧政教授两次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南加州访问。除了照例要作演讲以外，在短暂的访问期间，我和萧教授朝夕相处，很受教益。你未必会想到，我感触最深的，不是学问的大道理，反而是关于人生的见解。萧教授说，美国的孩子从小看NBA这样的篮球、橄榄球、棒球比赛，比赛的输赢往往只在一球之间，一棒之间，一分之间。稍稍失误，就会满盘皆输。输了就是输了，不服气也得服气，没有什么话好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比较有竞争精神，比较经得起人生的拼搏。
竞争精神的教育，我们的确薄弱。不要说一些当“小皇帝”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成年人，表现也不理想。二十年前的5·19，不把香港足球队放在眼里的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场以1比2输给香港，在世界杯外围赛小组预选赛中被淘汰出局。一时间，国人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闹出了不小的风波。有人感叹：为什么我们像一个输不起的民族？
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自主企业、竞争市场和法治环境。竞争就是优胜劣汰。既然是竞争，就有它的残酷性。可是在一些人看来，竞争的残酷性，似乎是资本主义的特色。他们想，是否可以给我们国有企业的那些“企业家”多一点回转余地，让他们在不那么残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我看这多半是空想。首先，这样形成的“原谅机制”，正是该淘汰的淘汰不了的重要原因。别人经营企业，失败了就是失败了，站一边去。而我们这些“企业家”失败了，就找“客观原因”，不仅败亦英雄，并且要求增拨兵马，以便他们去收复失地。本来，所谓自主首先要求自立，他们却只享受自主不讲究自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面对日本的激烈竞争，美国三大汽车企业之一的克莱斯勒出现严重困难，濒临破产。在这关头，政府难得破例，给克莱斯勒一定的财政担保。在政府支持下，企业度过了危机，重新站稳了脚跟。事后，克莱斯勒当时的总裁艾可卡就把企业濒死回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他个人的经营才能。但是在别的更权威的书里，比如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大学《经济学》教材中，却记载了成功以后艾可卡企图赖账的故事：作为财政担保的回报，政府要分享企业利润。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艾可卡却想赖账，因为利益毕竟常常是行为的背景。他居然说，政府除了担保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没有为这个担保付出过一美元”。
商海竞争，许多企业家不把老本赔光，是不肯认输的。艾可卡可算典型。在依靠政府财政担保救活克莱斯勒之前，原在福特公司效力的艾可卡就曾因业绩不佳，被小福特解雇。在救活克莱斯勒若干年以后，他又因业绩不佳，被克莱斯勒的董事会解聘。直到1996年，他还耿耿于怀，想说服一些财团，协助他卷土重来，收购和重新接管克莱斯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他的书只写自己的能耐，回避上面这许多让我们看到他的猴气的东西。这恐怕是许多企业家的通性。
不肯认输，本来是企业家的可贵之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在激励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自创本钱方面做得不够，另一方面却常常给他们追加资本。这就是市场竞争环境的根本差异。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才可能出现。唯其如此，我们雄视世界经济的“航空母舰”才能建成。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