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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4月21日《北京晨报》报道，最近，北京市发改委开始讨论市行业协会的发展和改革方案，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手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与行业协会分开，现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的会长、秘书长等领导职务，已兼任的政府现职工作人员要辞去职务。
看到这条“公务员退出行业协会”的新闻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搜索资料发现，原来4天前媒体曾报道过这样的新闻--只是地点不同在深圳罢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说“公职人员全部退出行业协会，深圳行业协会实现民间化”。搜索新闻时还发现，上海早在2002年11月就出台了这个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南京是去年7月，广州是去年9月，沈阳是今年4月。大多城市尚未出台这个规定。
从2002年到2005年，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从北京，“公务员退出行业协会”这个“进步”在空间上的时差是多长啊！大多城市还未出台这个规定，不知道哪一座城市将最后出台这个规定，不知道全面触摸“进步”会拖到什么时候？城市之间触摸这个进步的时差是如此之长，让人感觉进步像牙膏一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慢慢挤出；又像蜗牛一样，慢悠悠地从一个城市爬到另一个城市。
这条规定每在一个城市出台，都会被当作新闻传播开来。应该说，随着这种传播，“公务员退出行业协会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的理念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甚至常识：公务员退出有利于改变行业协会“二政府”的角色，形成一种对强势管理权力的制衡机制，成为真正行业内的企业、商家自己的协会，代表会员的利益；当行业协会没有官方权力影子的时候，行业的内部组织将体现现代契约社会的特点，告别“戴着市场的帽子、舞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供着官员兼职的位子”的尴尬身份。
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进步”，在法规中的突破是那样的慢，在各城市登陆的时差是那样的长--一项进步在某个城市已经登陆好几年了，理念也成为常识了，可其他城市还视之为新鲜的东西，舆论还不断当作新闻，许多的城市更是慢吞吞地尚未触及。这深刻地体现出地方行政变革的强大惰性，更体现出城市之间缺乏一种沟通改革经验的协调机制--应该有这样一种机制促进“成功改革经验”在各城市间的迅速普及和共享，减少“进步登陆”的时差，减小改革的代价，缩小地方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一些“进步”的落地是有条件的，只能在一些地方先施行先试错积累经验，进而慢慢辐射到其他地区--但像“公务员退出行业协会”这类“进步”属于普适性的理性，施行是不需要条件的，应该有一种力量促进这种“进步”在全国迅速普及--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同样，迟到的进步就是落后。
与这种“进步时差”对应的是，一些教训在不同地区的重复发生，即试过的“错”一错再错，由于我们的社会在改革的推进实践中缺乏一个把“地方失误教训”上升为对全局有普遍训诫作用的制度过程，像贫困县建五星级酒店、公车改革变相为公务员加薪这样的“错”在不同地区一错再错，同样的“错”似乎是个无底洞，改革代价被扩展到无穷大。
进步像蜗牛一样在城市间爬行，试过的“错”一错再错，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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