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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遇到星探，林其锦没准儿会成为一个让少女们惊叫的偶像明星。他高高的个子，轮廓分明的脸庞，大眼睛明亮而清澈，但他永远也没有成为明星的机会了。眼下，他的两只手都包着厚厚的纱布。左手镶着钢板，要几个月后才能取出。
2005年3月14日下午，林其锦在鞋厂干活儿。他的工作是用脚踩住机器，然后用手把裁好的鞋底拿出来。这一次，鞋底的位置远了些，他不得不欠起身子，努力伸手去够。一直连续加班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 的脚渐渐离开了踏板......机器轰然压下，双手血肉模糊。
林其锦双手共有五只手指骨折，医生也不知道今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院里，他听说有受工伤者的手指因为坏死而被切除，这让他对自己的将来很担心。他盘腿坐在病床上，耷拉着脑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缠满纱布的双手。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
根据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扬的估算，在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打工族”活跃在珠江三角洲，宗旨是研究广东外来工权益状况，为贫困打工者提供免费法律辅导与帮助，促进外来工权益保障。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定期派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友，送去免费的法律知识手册。这个项目叫做“工伤探访”。
我走进“打工族”的时候，莫德富正在咨询索赔的法律问题。他的左手一直藏在衬衫的衣摆下面，用右手捂着。我请求他把左手拿出来，他迟疑一下，慢慢抬起左手。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恐怖。没有无名指，食指和中指是脚趾移植的，大拇指和小指上布满疤痕。脚趾接在手上，指节很短，前端显得特别肥大。是一种触目惊心的不协调。
2004年6月，他的手被油压机轧伤。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职工劳动能力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六级伤残。
莫德富打工不到两个月就遇到工伤，厂方没有为他买保险。住院一个月后，因为厂方拖欠医药费，只得出院。伤口仍在化脓，他又自己掏钱买消炎药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五级至十级残疾的职工，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莫德富出厂办事，回去时保安就不让他进门，从此被赶出了工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工厂理应赔给莫德富所有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可他没拿到赔偿。
“老板不肯见我，老板的律师听说我要求赔偿，说做不 了主，问来问去也没个结果。”
“你想通过法律途径要到赔偿吗？”“打官司要花钱的，我没钱。”
每天，曾飞扬都会面对像莫德富这样无助的求助者，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几年前，曾飞扬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当时，他的工作是律师助理，作为企业的代表，和受伤的工友谈赔偿问题。
“你怎么代表企业去谈的？”
“比如按规定该赔7万元的，老板说，最多4万元。我去主持调解，工友请不起律师，也耗不起时间，最后拿了4万元走了。”
“这是什么感觉？”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到后来我受不了了，良心不安啊。”
1998年，他和廖晓峰发起了打工者俱乐部，在办工商注册手续时遇到了问题———他们都没有执业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我们只能收文书处理费，很少的一点钱，刚够成本。租了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曾飞扬并没料到，媒体后来对他们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在“打工族”，一个姑娘捧来一册装订好的工伤探访表，大概五六十份。每张表格上，都印着同样的问题：姓名，性别，年龄，何时受伤？受伤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工厂？
谁负责医疗费？有没有人照顾？有没有买工伤保险？等等。
我问，还有吗？
姑娘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打开一个柜子。“这里全是。”我一看，厚厚的几大摞，足有几千份。
多么似曾相识的画面！
半年前我采访周立太，一个在广东为断手民工打官司而声名远扬、也颇有争议的律师。他带我走进档案室，打开四面墙上的落地柜，指着那些发黄的卷宗，“每一个卷宗背后，都有一只断手。这都是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血泪史。”
同样的，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晚上，我继续研究“打工族”的 《工友通讯》。一篇名为《我的未来不是梦》的自传，让我认识了志愿者刘先进。
“我是陕西人。1995年，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广东，寻找美丽的梦。2002年1月17日，那个对我来说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上班时机器无情地轧坏了我的左手，当时眼前一片黑。
“第一次手术时间长达8小时，那种痛苦无法形容。在那段时间里精神的压力和肉体的痛苦使我都快崩溃了。这时开始接触到了‘打工族'，他们经常派探访员来讲工伤知识，以及待遇和赔偿的问题。
“我伤好后，评为六级伤残。最让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厂里不给我工伤辞退费，还扣压了我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把我赶了出来。
“我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只好找‘打工族'，他们帮我写了劳动仲裁书，结果我拿到了我该拿的三万多块钱。这以后我一直在做工伤探访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工友。”
我立刻打电话给曾飞扬：我要和刘先进一起去医院探访。
刘先进一点也不是我想像中的样子。长长的头发，染成黄色，在脑后扎个马尾，穿一身紧身黑色上衣，像个摇滚青年。
和莫德富一样，他一直把左手藏起来。在我的要求下，他拿出来给我看。
我的感觉仍然是：恐怖。中指和食指，在指尖处只有正常人一半宽，到了手指末节，却仍然正常。疤痕狰狞地爬满大半个手掌。
怎么会这样？
他苦笑着说，那台机器是高温的，我的手除了压伤，还有烫伤。
做志愿者有收入吗？
“有一些，要养活自己，还需要打工。我在歌厅唱歌。”
到了方树泉医院，他熟门熟路地带我径直上了四楼的病房。他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
四楼有七八间病房，全是手外科的。小屋里住四五个人，大屋里住八九个人。楼道里有8张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病人，无一例外地包着手。
刘先进张望了一下，选择了一间没有护士的病房。他掏出一本《工友通讯》，递给一位伤者。“你好，我是 ‘打工族'的，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这间病房的人似乎对他的介绍没什么兴趣，他退出来，到另一间更大的病房开始介绍。我也和病人攀谈起来，我翻开《工友通讯》里刘先进的那篇文章，告诉他们面前的这位就是作者。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病友立刻就来了兴趣，向他打听如何索赔。
很快，房间里热闹起来，别的房间的病友也涌进来。刘先进赶紧掏出探访表让他们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