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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强硬了，一向出言谨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发言称，中国将会提早将其货币与美元脱钩，因为这项政策对中国自身经济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美国新的贸易代表人选罗伯特·波特曼也在上周四表示，计划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表示将提早到亚洲，当面向适当的中国官员传达强烈讯息”。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在此前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也重申了布什政府的立场，认为中国已完成了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所有准备工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了。
该不该马上让人民币升值，该不该对中国施压？国际舆论争议很大，不过由于支持施压者都是决定政策的实权人物，因此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也更加紧迫。
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就承诺调整汇率政策，但不能给出时间表。在更强的压力下，政府调整汇率政策的困难就越大，施压没有用，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调整的关键是对汇率的预期问题”。如果中国不能抵住外部压力，不能自主相机选择调整时机，将弊大于利。
有一种两难分析：如果中国政府不理会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可能引发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如果现在让人民币升值，可能会被国内认为屈服于外国压力。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也在两难选择中：但在不适当的时机让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的是又一轮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得·麦金农，麦金农最近在北大经研中心演讲时重复了他的“两难抉择”观点：
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任凭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就会引起外国极大抱怨，作为反击可能会对中国的贸易采取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出于压力，如果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能导致通货紧缩。
实际上，“中国的储蓄盈余以及贸易盈余不太可能减少，因为紧随着人民币升值，价格水平就会下降。一旦人民币升值，比如从8.3元/美元升到7元/美元，市场就会预期人民币可能还要进一步升值，特别是在人民币浮动的情况下。根据开放的利率水平和负的风险溢价，市场预期将把人民币资产利率推向零，中国将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麦金农的担心来自于日本的经验教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制造业开始扩张，美国企业家和工会组织开始指责日本“不公平”竞争，原因是日元价格太低，助长了日本的出口优势。
日本的大量贸易顺差从80年代开始突出，日本的贸易伙伴们也开始施加商业压力以让日元升值。但是，由于贸易顺差不过是反映日本高于美国的储蓄倾向，因而最后日元的急剧升值并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反而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通货紧缩压力。
可笑的是，中国遭受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正是日本人挑起的，两年多以前日本最先抛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论调，认为中国向日本输出了“通货紧缩”。错误的理论加上直接的商业利益，现在让美国也同样倾向于让人民币升值。
美国人把自己的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账赤字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可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却一针见血地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放心大胆的消费。
沃尔夫因此嘲讽说，作为二战以来美国在财政上最不负责任的一届政府中的财政部长，斯诺应该对美国的债权国“双膝跪地，合掌叩谢”，而不应该“以怨报德，牢骚不断”。
人民币升值，只是让美国领导政治压力减轻。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纺织和服装首当其冲。由于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大幅上升。受到国内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巨大压力，正是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币如果升值，的确会降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竞争力，但是由于美国人早就在纺织服装上失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即使中国不出口，亚洲周边国家也将顶替中国；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国采取贸易制裁，美国的采购商们同样也会去其他国家采购。
最近看到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深度报道，比较了“中国袜都”大唐镇和“美国袜都”佩恩堡，引用的一些数据会让中国人惊讶，增加对美国人贸易保护的感性认识：
大唐镇“三星袜业”的工人每小时只有60到70美分的收入，而佩恩堡一家叫做“罗宾－林恩纺织公司”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是10美元。计算一下，假设罗宾－林恩纺织公司一个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一个月工作4个星期，那么按照8．3元／美元来算，他的月薪工资将是13280元人民币。
美国政府就是在保护这样的纺织工人的利益，让他们在失去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过着同北京国贸写字楼里外企中国员工一样的生活。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