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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文
争执
金光APP项目风波超越了一般性争论，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意义
从云南到海南，绿色和平组织对金光集团APP公司穷追不舍。
继2004年11月公开指责金光APP在云南圈地毁林、呼吁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对金光项目进行重估之后，今年3月，绿色和平又指称，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省的操作过程，存在同样的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担心，金光集团APP会在中国重复在印度尼西亚的错误，不确保可持续的原料供给就建立大型的纸浆厂。他们表示，APP中国公司似乎正在重蹈覆辙，必然导致APP依赖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森林破坏来满足其原料供给缺口。
他们呼吁，在事态还可以挽救之前，应该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指责，遭遇到云南与海南两省政府的批驳。
对于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林产业工程——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云南省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该省政府曾公开表示：绿色和平组织与一些媒体，在事实不清或片面了解下，对云南推进林纸产业横加指责，对金光集团横加指责，对所谓圈地毁林事件进行炒作，“我们对此不会认同”。
尽管曾有报道称，国家林业局表示要彻查金光APP在云南的问题，但云南省政府推进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的决心似乎不可动摇。与在怒江水坝问题上的低调不同，这一次，云南省政府自始至终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击。
最初，在一些争议问题上，云南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局有不同的看法，专家也是各说各话，媒体更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后来，云南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局进行了沟通，“金光集团APP云南毁林案”未列入国家林业局“严打”之十大案件。对此，绿色和平组织表示“遗憾和困惑”。
绿色和平有关人士对媒体表示：“金光集团APP自始至终不仅没有承认毁林的事实，而且掩耳盗铃，混淆视听。我们希望金光集团APP尊重中国法律，不要再欺骗中国公众，积极地改正其在中国的违规操作。”
而在海南，3月23日，海南省政府特地召开记者会，指出桉树不会影响海南环境，并重申：海南上马APP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是可行性评估论证的结果。
至此，一些游说团体发现，那些通常使用的方式，已不能阻止金光APP项目在云南与海南的推进。于是，他们开始动员学生参与生态运动，希望以群众性的生态运动方式，影响政府决策。
2005年3月28日，海南洋浦，总投资102亿元的金海浆纸厂100万吨制浆项目正式投产。在投产仪式上，海南省政府主要官员再次回应有关指责，强调说，金光APP公司实施的林浆纸一体化战略，代表国际造纸工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正在建设的浆纸林可实现木材产需平衡、循环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资源，而且会加快海南宜林坡地的造林绿化，加快低效次生林改造，提高林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就在同一天，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的环保社团代表，在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题为“保护云南森林，抵制毁林纸品”的活动，倡导大学生拒绝APP纸品。
据有关媒体报道，会上，学生代表们呼吁同学们携起手来，拒绝APP纸品，为保护云南森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上百名大学生环保志愿者们在T恤衫上进行了拒购签名活动。负责主办这次活动的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贾文强表示，他们将把两件带有高校环保社团签名的T恤衫寄给金光集团的总裁黄志源先生。
此前一天，即3月27日，北京林业大学附近的一家超市内，4名学生统一着装，站在APP的“清风”、“唯洁雅”、“真真”等品牌的货架前表示抗议，倡议消费者抵制APP纸品。
这一天，金光集团总裁黄志源正在海口，听到这些消息之后，颇感委屈。在他看来，作为华人企业，金光APP从1992年开始大规模投资中国，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中，也促进了中国纸业的现代化进程。他认为，金光的林浆纸一体化事业是进步的事业，而那些对金光APP的指责，是基于一种落后的观念。
“金海浆纸厂曾公开承诺，禁止采购来自于原始森林的木材，并要求浆厂在自己的木材供应链中剔除任何来自于已被确认为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热带雨林木材。”金光APP有关人士说，“这是中国第一个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的造纸企业，为什么越是承诺，越招致社会舆论的讨伐？”
而作为全球性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中国地方政府、与金光APP之间的博弈姿态，以及有关各方生态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已经呈现出非暴力不合作的绿色运动典型状态，为中国社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态社会运动模式。这使得金光APP项目风波超越了一般性争论，从而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缺席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绵延多年。现在，中国似乎开始重蹈这种理论困境
当今世界，环境保护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自然问题，自然也不再是自然本身，不再是远离社会矛盾的、独立的物质世界，它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进入到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比如疯牛病与SARS
随着事态进展，金光APP风波已成为公共事件，它的绿色政治气息，也越来越浓厚。
有人指出，绿色和平组织保护生态环境的初衷，无疑值得支持，但是，他们宣扬的其实是一种原始的生态保护观，这种生态观，有其意识形态渊源。
实际上，西方当代环境伦理学，以及国际社会中的绿色运动，派别林立，主张不同，对于很多问题，不同的派别会有完全对立的观点。其中，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兴起于1970年代的西方国家，绵延多年。现在，中国似乎开始重蹈这种理论困境。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强调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义务，而自然，只是对这种义务起到工具的作用。
但非人类中心主义——即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持尖锐批判态度，把人类中心主义看作是环境保护的最低境界，认为人类应全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相应的发展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而这个非人类中心主义，据说又包括五花八门的流派，如动物权力论、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生物区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说到底，就是一种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其国际政治背景，便是绿色运动中“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两大阵营之争。
“红色绿党”，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又称绿色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理论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主要成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绿色绿党”则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运动中，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基础，其主要成员，基本上是生态原教旨主义者、生态无政府主义者。
在1990年代以前，全球绿色运动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生态中心主义。这种思潮，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并否定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
但在1990年代以来，在欧洲，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将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统一起来的惟一道路；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出现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
由此可见，“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在哲学理论、政治主张、社会实践、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分歧。我们必须看到，生态中心主义并不是当今全球绿色运动的主流。那种“砍树就是毁林，就是破坏生态”的思维，实在是对绿色运动的一种误解。
而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媒介持“惟生态论”立场，将某些非政府组织的生态原教旨主义主张视为当然正义，不免幼稚。在这些主张的引导下，我们的社会舆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将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认为是生态问题的罪恶之源。
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下，原教旨主义的生态保护观，往往被误认为是科学的发展观，从而大行其道。而生态运动中应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声音，则一直缺席。
隔阂
我们正在无视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比如否定工业化创建的一切、对主流社会采取不合作态度等等——强加到前工业社会的云南与海南
云南省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金光APP在云南营造的70余万亩人工林，绝大部分是在荒地上造林(98%以上)，一小部分是对低产商品林地的改造(1%左右)，不仅没有毁林，反而增加了云南的森林覆盖率，其对当地吸收二氧化碳、保持水土是有正面贡献的。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惟生态论”者已经不愿意相信地方政府的话。他们坚持认为，“林浆纸一体化”将启动两省生态灾难的倒计时。是这样吗？
有关专家指出，建国之后，由于对纸业的属性认识不足，加上中国森林资源贫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用木材造纸是浪费资源，用草类原料才最符合中国国情。但历史证明，这种原料政策不符合纸业的产业特征，阻碍了中国纸业的发展，几乎断送了中国纸业的性命。
专家认为，中国造纸业的废水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就是原料来自于草浆。目前，世界造纸业木浆比例在60%以上，发达国家在90%以上，而中国仅为21%。中国要解决造纸业的污染问题，就必须实行木浆战略。2001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快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后，林纸一体化成为国家产业政策。
云南省政府一再表示，发展林纸产业不仅不会导致森林资源减少，反而会由于消费需求的刺激有效促进人工林面积扩大，提高森林覆盖率，就像越来越多的人吃牛肉，结果不是造成牛被吃光，而是牛越养越多一样。而在世界上，这样的榜样还少吗？
比如芬兰。这是世界上林业和纸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经验就在于主动保护森林，而不是被动保护，大力提倡人工造林和科学管理森林。再如瑞典，为发展林纸产业，这个国家用了10至15年的时间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林，促进了生态的持续改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气碳循环出现负增长的国家。
但在金光APP风波中，许多人依然以“是否砍树”、“是否种桉树”等简单化思维来看待问题，而不去看砍的是什么树，也不去看反对种桉树的都是什么领域的人，更看不到长远利益。甚至，云南省的一些合理要求，也往往被绿色崇拜者视为无理取闹。
比如，云南省政府认为，国家给予云南的采伐限额“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这是云南省发展林纸产业的最大障碍，也是造成金光集团APP风波的主要矛盾。
因此，云南省政府表示：将争取国家足额安排云南省的采伐限额，调整结构，加大商品材采伐的比例；争取国家放宽对人工林的管理——对新营造的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人工商品林、速生丰产林等放开经营，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并从项目安排、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扶持；争取国家批准云南省扩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的采伐试点，争取增加天保工程区的商品林采伐指标。
事实上，森林采伐限额是国家防止不合理开发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而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其目的并不是要限制开发森林资源，并不束缚科学收获、合理采伐、永续利用。况且，国家的森林采伐限额等政策也是随实践的推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
但是，我们的舆论一直忽视地方政府的呼声，我们的媒介甚至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将云南、海南两省政府的澄清与反驳，一概称为“令人费解的表态”。似乎地方政府都是生态环境的敌人，只有生态原教旨主义者才是忠诚的“环保斗士”、才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这种极端的心态，会使我们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由于项目涉及地域广、人口多，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地方在营造原料林基地过程中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就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否定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否定金光集团APP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甚至剥夺地方的发展权。这种态度，显然有失平衡和公允。
我们正在无视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比如否定工业化创建的一切、对主流社会采取不合作态度等等——强加到前工业社会的云南与海南。
我们要求云南与海南的生态原封不动，实际上，是让云南省承担保护全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却没有预设云南人民与海南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让别人为自己承担环境保护成本，就是单方面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双重标准的生态原教旨主义。
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新思维、新战略、新改革、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泉。我们应该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对发展模式进行反省和重构，而不是让生态保护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误导中国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用伦理道德尺度对待自然。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反对保护环境。区别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利益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出于对人类利益的关心而不是出于其它。
所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秩序，似乎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是，即便人类中心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人类历史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人类共同利益，有的只是不同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种族利益。所以，所谓人类中心主义，说到底，就是个人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部门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
这些各种不同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它们造成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人，都不能以为自己拥有人类利益的终极价值尺度。
生态伦理规范，是一种政治，政治需要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与制衡，而生态政治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新思维、新战略、新改革、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各级政府、工商企业、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应该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对我们的发展模式进行反省和重构，而不是让生态保护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误导中国社会。
我们必须明白，绿色崇拜，其实是绿色运动的歧途，人对自然进行保护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