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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期以“中国的世纪”为题，用总长达21页的封面故事和相关报道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未来是否属于中国？报道的基本取向是“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言，而是已经成为现实”。但报道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能有足够好的素质办好奥运，而不至于在世界面前表现得粗俗不堪，大失面子吗？文中提到的直接理由是首届斯诺克台球中国公开赛上，观众并不知道这种赛场上应该保持安静以便让选手集中注意力，结果闪光照相呀、打电话呀，甚至还有打呼噜的，简直把比赛场闹成了一个马戏场。
对外开放，国人与外界开始交往以后才发现外国人讲礼貌、守秩序、爱护公德、乐于助人，素质很好。相形之下，国人却总是吵吵闹闹、不守秩序、缺互信、少公德。有人更把这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认为中国人劣根性本来如此，不可救药。诚然，中国人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改进，但若硬说中国人天性如此，所以不可救药，那我就不能苟同了。至少，这种认识也是缘于对国民素质及其形成的误解。
国民素质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受制于地理、历史、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等诸多因素。正因为如此，它是一个历史概念，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变异，因此所谓一成不变的劣根性是不存在的。
历史上被公认拥有所谓良好素质的恐怕要数英国绅士了，但据专家考证，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确立以后，英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国力一同攀升，要有别于他人的集体意识也就悄然形成。著名的英国绅士风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关注的焦点还是美国。作家王朔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美国人非常规矩”，“极为客气”，“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真是好得连以痞子自居的他也自感“粗鄙”，再也痞不起来了，还得“老对周围的人说‘谢谢’”。有网友说“看王朔写下这篇文章，还真有些不习惯”。其实那是大多数旅美华人的共同感受。
然而，美国人并不总是这样。英国人特洛罗普夫人1832年出版《美国人的社交礼节》一书，详尽地描述了美国人随地吐痰，审美情趣低劣，饭桌上如猪上槽，任房间里蟑螂肆虐等丑态。她毫不隐晦地历数：“我不喜欢他们的信条，我不喜欢他们的举止，我不喜欢他们的观点。”6年以后，安德鲁·贝尔出版由特洛罗普夫人作序的《美国的人与事》。狄更斯读后，专门去信强烈谴责作者“先入为主”，劝他不要总拿发达社会的“风俗或禁忌来与新世界相比”。然而，狄更斯自己于1842年首次访美以后，却对美国人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其猛烈程度是贝尔等所远远不及的。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忿忿不平地写道：“有些流浪汉竟然恣意自夸，说什么在报纸上印行我的作品是让我出名。竟好像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英格兰、苏格兰、德意志，而只有一个美国似的。”
我这样详细转述无非是为了说明，素质良好的美国人原来竟也和咱中国人如此惊人地相似。美国人曾如此蛮野，后来却依然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上百年，成为“素质楷模”，连侨居于此的外国人也“都变好了”，“变得老实了”(王朔语)。中国人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国人的素质。
当然，美国人“粗俗”时，还没有电视，也没有奥运，但狄更斯的笔依然影响深远。现在，世界一体化了。等2008年全世界的记者都云集北京时，中国人自然该好好注意自己的形象，但这与本质并没有多大关系。很多事情只要一点解释说明就可解决，比如那次斯诺克台球公开赛的尴尬不就只是因为观众不懂规矩吗？
过去近20年，我一直在国外漂泊，觉得若真论素质，咱中国人温顺善良、热情好客是不让任何人的。只要我们有充分的主人翁感，只要我们有充分公开的信息，让那些害怕我们给中国人丢面子的人做外国人去吧。谁知道呢？说不定等史学家回观21世纪时就会发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形象是在奥运会时一夜之间再次在世人心目中扎下根来的。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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