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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强迫症
8小时之外，我的手机里不断有人讲工作的事情，我的笔记本让我把工作随时展开，我的咖啡把我的神经刺激得高度亢奋。这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时代，我被工作俘虏和驱使
本刊记者/曹红蓓
无法割舍的咖啡
王雨大学一毕业就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两年后，跳到另一家发展势头更猛的外企，工资是以前的三倍。在新公司，王雨被任命为部门经理，领导着自己一个人。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新东西要学。公司规定5：30下班，但从上班的第一天起，王雨就从没在8点以前离开过。工作到九十点钟成了家常便饭。公司没有加班费的说法，只规定9点后打车可以报销。
王雨的上班地点在国贸，底层就是星巴克咖啡。王雨通常一上班就直奔那里喝上一杯。后来，下午3点增加了一次，再后来，加班到很晚时又增加了一次。做大项目的时候，经常连续两三天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如果没有咖啡顶着，王雨就感觉脑袋是木的，处于混沌状态。不光是她，写字楼里到处都氤氲着咖啡香。她的上司对咖啡的要求更高，两个助手整天忙着刷壶、买粉。
在星巴克，王雨最初喝26元一杯的拿铁，后来，改喝15元的当日咖啡，一来经济，二来当日咖啡加奶少，更纯，劲也大一些。有客户来谈事情，常常是在星巴克里进行的。上茶餐厅吃饭，叫的饮料也要港式鸳鸯，一种咖啡和奶茶的混合物。到后来，即使周末逛街，王雨都会在商场来一杯。
有了咖啡的帮忙，王雨过了4年不知疲倦的超时职业生涯。然而，在第5年的时候，她不满意了。开始感觉做的东西时常重复，自己付出的辛苦好像不太值得，对工作，有点心猿意马。她交钱报了一个学位班，准备读读书看看。学位班是周六周日两天上课，加上平时的工作，她基本上没有片刻喘息了。王雨不是喜欢半途而废的人，既然上了学，就要拿到学位。学校大考时正赶上公司做大项目，两头都放不下。那些日子，王雨晚上11点多从公司下班，在楼底下喝一杯咖啡，又复习到凌晨3点。自己还暗自庆幸，幸好有星巴克，要不只好悬梁刺股了。考试前三天，王雨一共只睡了8小时。
2004年，王雨29岁时，曾带给她很多兴奋和快乐的工作，现在的体会多半是烦躁和疲劳。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过了不要命干活儿的年龄。以往，凌晨两点回家，第二天6点钟，只要闹钟一响，照样腾地跳起来；可是，去年死活起不来了。但想到刚刚买了房子，装修又花了一大笔，看在钱的份上，她又撑了一年。
2005年春节前，在丈夫的支持下，王雨终于辞职了，准备回家写论文，顺便稍微休息一下。身体回家了，可是感觉还留在星巴克。她从星巴克买粉回来自己煮。后来还是觉得贵，就到超市买一种60多块钱的别的牌子的粉。喝的量也克制了很多，只每天早上一杯。心想，如果能就此告别星巴克，倒也是一件好事。
歇了一个多月，猎头见了一大把，手里的工作挑挑拣拣，总觉得没有一个有十足的吸引力。老爸开始催了：“总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啊。”疲劳的感觉尚未消退，王雨硬着头皮重返职场了。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快走近的时候，王雨的脚步迟疑了起来：在她的左手，是恒基中心，新公司所在地，右手是中粮广场，晃着星巴克的绿色店招……
“我的本子”捆绑我
马言曾是国营单位的一名软件工程师，2000年，他给原单位交了一万元违约金，到国内一家顶级的IT企业里做技术支持。
马言的作息时间一般是，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到家。他已经连续3年没有休过年假，每年10天，现在也都作废了。五一和十一，马言几乎只能在北京周边转转，在7天长假里，总是少则两天，多则三四天地被叫去加班。
工作中，马言经常需要配合销售投标。而在谈判时，能够留给他们做几百页的标书的时间，通常只有一两天。任务来了，就得不顾一切地往上扑，通宵工作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曾经连续36小时没合过眼。
马言的工作全装在笔记本电脑里。不管有没有任务，他已习惯了每天背笔记本回家。他称笔记本为“我的本子”，回家后，“本子”便被安放在卧室的床头，躺在被窝里触手可及的地方。IT行业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来自销售方面的压力，逼迫着马言他们不停地学习新的技术。即使回家很晚，马言也会打开“本子”看看工作的材料，没事的时候，就用“本子”上网浏览一下新闻。马言一天的结束动作是这样的：关机、合上“本子”、关灯、滑进被窝里睡觉。
一年前，马言由售前改做售后，相对规律的作息时间被打破，出差频繁到两个月里没时间回公司报销。有时，拿上“本子”正准备回家，一个电话打来，就得马上出差。公司对外承诺全天候响应服务，于是夜里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马言都曾被用户或自己工程师的电话叫醒去处理问题。
在外形上，没有什么比“我的本子”更像枷锁了。入行7年，马言几乎天天带着它。他的“本子”配备了GPRS和CDMA无线网络系统，在外出差时也可以随时随地与世界互通。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马言会把“本子”留在公司不带回来，回家的路上，就会觉得异常轻松，不仅是肩膀上减了两公斤的重量，更主要的，是心底的轻松。
在马言看来，两公斤的“本子”并不算什么，真正的枷锁，来自一个月3000多元的房屋月供，还有许多对将来的美好希冀。马言坦承经济的原因占到他工作动机的一半以上。
虽然工作中的重复动作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学习新技术有了越来越多的抵触感，但在生存的压力和做人的自由中间，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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