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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和18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美国商务部以“扰乱市场”为由，连续两次宣布对七类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此前，欧盟也威胁要对中国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一直主张自由贸易，希望其他国家毫无保留地敞开贸易大门的欧美，当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不惜违背经常挂在嘴边的自由贸易口号，不顾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重新挥舞起保护主义的大棒。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得不决定自6月1日起，大幅提高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其中多数纺织品的税率为原来的5倍，从而成为纺织品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首个牺牲品。
中国的遭遇说明，以欧美为主导的所谓贸易自由化是有着双重标准的，即对自己的优势产业主张自由贸易，让大家都打开大门，而当自己的劣势产业遇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时，则强调“公平贸易”，关上自己的大门。
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的确是好事，它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原则之上的。这一原则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所具有优势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最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经济的蛋糕。
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用来生产商品的资源即生产要素———在李嘉图的时代主要是土地、气候、地理环境甚至还有大多数的劳动力———不会很容易地跨越国界。否则，国家的比较优势就会被破坏，一些国家成为自由贸易的赢家，其他的则沦为输家。然而在今天，生产的关键要素，如资金、技术和观念等，都可在瞬间转移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重要的还在于，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贸易往往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载体。10年前，WTO纺织品服装协议就已经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在10年内分阶段放开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将70%-90%最重要的配额保留到去年年底，即全面取消配额的前夕。而欧美这回对中国纺织品的设限，很难说不是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表现。因为中国纺织品的成本优势，使欧美的纺织企业在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很难生存，从而使其工人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因此，尽管欧美政府知道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违反了WTO的有关规定和贸易自由的精神，但为讨好本国纺织工人，只好牺牲中国的利益。
另外，如果仅有自由贸易而没有自由移民，不是所有国家都会皆大欢喜的。显然，在今天，自由移民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要的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人才，对于普通大众，则拒之于国门外。
所以，尽管自由贸易确实优于贸易保护，但迄今为止，纯粹的“自由贸易”似乎没有在世界上实行过一天。
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发达国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从美国来看，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政府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直到这个时候，美国才转而提倡自由贸易。
欧美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设限再次说明，自由贸易从来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中国在只强调“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中或许是赢家，但由此我们也应该去思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的国家利益。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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