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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让吴敬琏和许小年的胜利告诉未来》时，便知道一定要挨骂的。果然，在首发和被各网站、论坛转载后，骂声便不绝于耳。但好在，理性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也不少，有的甚至大声叫好，并给我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这才让我有勇气拿出我的续篇。
事实上，在写吴、许二人对中国股市的"胜利"之时，我便想到了他们的"失败"之处。而且我相信，对他们二人"胜败"的全面思考，便几乎可以浓缩中国股市十四年来的成败得失。
浓缩的便是精华，所以我们不能不对其"胜败"进行深入解析，以求汲取滋养。但当中国股市沦落到几乎只剩下这两位"赢家"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了。
是的，当中国股市熊气弥漫如毒气，当中国股民血本无归如赌徒，当中国券商奄奄一息如病猫，当中国证监会灰头土脸如街鼠……我们还有心思讲什么人的"胜利"么？
所以，当我痛定思痛写出了吴、许二位学者的"胜利"时，我便也下定了要写他们"失败"的决心。
"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鲁迅说。
如此，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还算"独立"的"赢家"到底有何"失败"吧。
吴敬琏的"失败"
在中国股市中，吴敬琏先生肯定要算一位重量级的智慧人物了。
之所以说其"智慧"，是因为这位老先生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而且也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末，他便是国家体改委股市课题组中一个小组的牵头人；而且，早在1994年，吴老便发表了《何处寻求大智慧》一文，并发起了"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大讨论，对当时的股市定位、股市炒作、黑庄现象给于了猛烈抨击；更在2000年猛击"基金黑幕"，在2001年"舌战群儒"，继续其对股市"泡沫""赌场"的坚决打压。实践证明，吴敬琏的前瞻性是充满智慧的，并非无的放矢的炒作。
之所以说其是"重量级"人物，是因为吴老先生德高望重，不仅被媒体誉为"中国经济学的良心"，而且还获得了许多经济学家都梦寐以求的"业内最高"奖项，更重要的是，他还对政府高层的决策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段2001年同为经济学家的杨帆先生的评论，从中，便可以看出吴敬琏的分量。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又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应该慎重。我可以胡说，因为政府从来不听我的。吴敬琏先生就不一样了，您一发怒，政府马上整顿……"这里，从杨帆"激进"的话推测，则吴敬琏先生的权威性自不用说，甚至"权威"得都有些"龙颜一怒"如何如何的味道了。在我印象里，杨帆先生评人论事，总难免给人"激进""过头"的感觉，但依杨先生的这次"评论"来佐证吴敬琏的权威，却是在恰当不过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样智慧的重量级人物，也会有关他的"失败"之处。
这里，我说的失败并非过去人们指责吴老的所谓"一言毁市"，也并非2001年著名的《九问吴敬琏》的矛头所指。我指的"失败"是吴老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者之一，也会"顺从"地屈服于"姓资姓社"的时代压力，从而设计或者同意设计出了这个"股权分置"的市场；而且一直到1994年寻求"大智慧"时，也依然没有认识到"股权分置"的危害。
或许是吴老太懂得"中国国情"，或许是吴老当时对股市的理解还有限，或许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形势根本便不容吴老做"非股权分置"的非分之想。总之，在股市结构框架的设计和寻求大智慧的时候，吴老是"顺势而为"了，并没指出中国股市的根本性制度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何处寻找大智慧》一文中，吴老对曹宇、汪福安所著的《警惕！股市的狂跌！！--中外股市风潮实证分析》一书给于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虽然编写得有些粗糙芜杂，但是收集了中外历史 上有关股市投机和金融欺诈的众多案例，并从中引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训。光是书 中"狂跌必将到来"、"警惕股市的狂跌"等标题，本来就足以让那些做着"入市 即能发财"的美梦的人们警醒。"而我知道，曹宇、汪福安二人当时只是人民大学在读硕士生，与笔者经常"厮混"在一起。那本书，也只是二人利用暑假"攒"出来赚钱的"创意之作"！
曹、汪二人都是天分很高的聪明学生，但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大作"竟然会获得吴老的青睐！
当然，这本小书能让吴老"相中"，自然有他的时代特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吴老在当时的所思所想虽有忧国忧民忧股市的初衷，但就股市建设而言，其涉猎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却是不够的。而且，对"股权分置"这样明显的股市结构性弊端熟视无睹，也说明了吴老的思维依然具有强烈的"政策取向"，其对改革现实状况的认同甚至完全压制了他一贯的"理想主义"追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吴老认为股权分置问题本来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所以不值一提。
而如果以更"小人"的想法来猜测，那么吴老还还可能在"大智若愚"--装傻！
从头看来，吴老在这里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无疑是带有普遍价值的，吴老的"失败"便是政府的"失败"。因为作为国务院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吴老对股权分置问题的"熟视无睹"和"大智若愚"也正好也暴露了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一，股权分置的"圈钱"功能被完全默认；二，股权分置的不合理性被完全认可；三，对股市的理解尚处于较浅的层面。
那时，吴老对股市崩溃的担忧是令人钦佩的，对股市炒作之风的抨击是不遗余力的，对黑庄洗劫股民钱财的先生是深恶痛绝的，这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深谋远虑，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忧国忧民，更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光明磊落。
但是，仅仅抱着"优化资源配置"等理想寻求大智慧"的行动，却表明了吴老虽有高尚的理想，却缺乏对理想实现路径等操作层面的深入思考。
这一点，不仅可以构成对吴老的启示，更应该构成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启示。否则，把"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当作"重大利好"的"项氏笑话"便会依然在今后出现。不是么？"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这两个"理想"那个不好呢？都好！但效果呢？恰恰如同"偷鸡不成折把米"，成了"减持不成留笑柄"了。
众所周知，在2001年后至今，吴老对于股市"泡沫"的抨击是最引人关注的。我也说过，吴老抨击对了，我们的股市在许多时候就是"连赌场都不如"，我们的股市里混入了太多的"政策型公司"、"关系型公司"以及"炒作型公司"，因此"泡沫"是足够多的，不挤压便肯定会最终引发股灾，祸及全民。
但问题是，如今，挤压"泡沫"的行动倒是开始了许久，吴老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回报，吴老成了表面上的"赢家"。但面对如此悲惨的股市，忧国忧民如吴老，也理该不会有什么“赢家“的喜悦吧？此其一；其二，挤压股市泡沫的目的是为了让股市价值回归，从而更健康的成长，但现在，挤压的结果却成了股民尸横遍野、券商病入膏肓、基金苟延残喘、政府信用沦丧……只剩下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只上难下“，退市制度形同虚设，只剩下上市公司排队圈钱，“吸血“不止！
有人把如今的宝钢圈钱等现象比作“活熊取胆“，而我有时更能想到发生在河北某县那血淋淋“浣熊剥皮“：为了熊皮大衣的时尚，活着的小浣熊被残忍地剁掉四肢，脱掉整皮，而它在苟延残喘之际，还要回头看看自己血淋淋的肉身！其实四年来，对许多股民而言，他们之所以从一个平和的炒股人变成如今的愤世嫉俗者，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被股市盘剥得几乎“一光二尽“之后，还不得不因为传媒报道、左邻右舍的“信息轰炸“而回头审视自己“一光二尽“后的生活！
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吴老并没有给政府提出必要的警示，或者，提出像样的“监管建议“。“保护中小投资者“是吴老经常说的话，但吴老似乎并不能或者没有精力提出更细致更具操作性的监管方案。我相信，以吴老的影响力，如果这四年间有这样的可操作方案提出的话，监管部门便不会不重视，股市或许也就不至于沦为“悲惨世界“了。
可惜！没有！或许是七十岁高龄的吴老精力有限，也或许是吴老无法只关注股市吧，他始终没有就股市的监管政策提出自己的独到的看法！而长期以来，“捉刀“具体政策的，又都是些“新型加转轨“且“高高在上“的官员们！
呜呼哀哉！如此后果，我们又焉能因为吴老的“胜利“而高兴得起来呢？吴老身上折射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独立、睿智和良知，却也同样折射了他作为一名“士大夫“的不独立、不全面以及不现实！吴敬琏身上浓缩着中国官场和中国学界的双重烙印，其“成败“理当对我们今后的改革有所警醒！
许小年的“失败“
与吴敬琏先生相比，许小年在中国政界和经济学圈子里的发言权是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许小年也成为中国的名人。原因有二：一，他是典型的“海归派“，虽在国外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投行浸淫多年，但在国内经济学界，他却远没有吴敬琏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二，他为国内所知，是因为他在合资投行---中金国际出任了研究部主管并发表了著名的“千点论“，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一个有背景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的“打工仔“。然而，在股市投资者眼里，许小年在一度时期的“可怕“和“可恨“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吴敬琏。
众所周知，吴敬琏充其量是泛泛指出了中国股市存在的弊端，就好比杨帆所言是“朝天放了一枪，并没有伤到具体的人“，但许小年的“千点论“说的可够具体的。所以从一开始，“广大股民“便把它视为了摩根斯坦利等“外国势力“派来的“奸细“！每当股市“跌跌不休“之后，人们便自然想起了他的“千点论“。不仅是普通股民，即便是中金公司的客户在听到了他的千点论后，都曾打电话警告他“不要乱说“。
“我母亲就非常担心，她打电话说：\'孩子，你要知道怎么保护你自己。\' 我当时很难过，我难过的不是说被投资者误解，而是我母亲为我担心，我不应该让她老人家担心。“回忆起这一段许小年曾这样说。所以， 我想说的是，尽管在关于中国股市的预言上许小年“胜利“了，甚至比吴敬琏都胜利得“实实在在“，但许小年在其母亲打电话的时候便已经有了他的第一个失败：“不孝“！
试想，在和平年代里还让母亲为其安全担忧，岂不和抢劫、杀人后的“在逃犯“相似？但许小年却不是“在逃犯“，不仅不是，他原本还是一个让母亲骄傲的留学生，一个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一个拿着高薪受人尊敬的“高级白领“！但当年他却的的确确实受到了人身威胁，尽管这“威胁“也可能是一个讨厌他观点的股民的恶作剧，或者是一个“愤青“的心血来潮。
当然，这并非是许小年主要的失败，充其量也就算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花絮而言。许小年最大的失败，在于他被烙在身上的“外国标签“--舆论平和时，他是外国投行著名的证券分析师，国外的媒体也给过他“国内年度最佳证券分析师“称号；而在舆论激烈时，他便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甚至“里通外国的汉奸“！而直到现在，在离开一个“买办“中金公司后，他投身的高华公司显然便成了第一个更彻底的“买办“，因此，他身上的烙印短时间是不会除掉的了。
然而，许小年身上的尴尬并非他个人所特有。人们对许晓年的“反感“其实更多地浓缩了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中“海归派“的不满。
众所周知的是，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后重用的海归派被指为“三个搞垮“(搞垮了市场，搞垮了券商，搞垮了证监会)的元凶，且在周转任行长后纷纷“逃离“证监会，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投资者对“海归派““清谈误国““照搬洋货“的极度厌恶。而在2004年著名的“郎顾之争“爆发后，“权贵资本主义勾结买办资本企图颠覆中国股市，意在推倒重来“的舆论压力，更使得“海归派“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当此之时，公开“唱衰“中国股市到“千点“的海归许小年岂能讨得了好？就此而论，虽然许小年在股市预测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民意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许小年和绝大多数海归派人士一样，都觉得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也并非在“唱衰“中国金融市场。然而，他“不顾国情“口无遮拦的作风还是让他吃够了苦头，尽管他声称自己的“愿望“是良好的。
下面是杨澜和许小年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或许能对许小年了解的更多一些--
杨：许教授，很多人认为您是一个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悲观论者，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定位？
许：我想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如果我对中国的经济或者中国金融的长远发展感到悲观的话，就不会从美国回到香港，也不会从香港回到内地。
杨：那么您的经济学研究试图告诉人们什么呢？
许：我想告诉大家的，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所悟出的一些道理，就是如何把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如何在中国建设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
……
可以看出，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许小年只不过是一个想在学有所成后报效祖国的热血男儿，而且他的国际视野也的确帮助他成功地预测了中国股市近四年来的走势。那么，和众多的海归一样，他到底在那里做的不好，以至于引发中国股民如此大的反感呢？
如前所述，正是在证监会中海归派“得势“期间中国股市开始了漫长的熊途，因此在寻求原因时，人们便会不自觉地会把股市“不当“政策的推出，和传统上倾向于“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海归派挂起钩来。而且，许提出“千点论“的期间，正值中国股市经历了吴敬琏“泡沫论“风波后飞流直下的惶恐时段。如此，许小年的预测即便再准，又有谁信？又有谁不“讨厌“呢？
更为重要的是，许小年的“千点论“预言得以实现的政策环境中还伴随着证监会一系列“失信“和“失误“，这中间有海归派的“功劳“，也有整个监管层的“贡献“，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兑现的预言又怎能让投资者心服口服？因为在很大一部分投资者看来，这不是因为许小年牛，而是因为证监会“笨“，也因为许小年“背后“的靠山想让中国股市“熊“！
这般推导下来，许小年又如何能成为合格的“赢家“呢？即便如笔者，也在佩服许小年预言成功并努力挖掘他之所以成功的深层理由之时，开始考量他的成功给予投资者可能的更全面的启示。
毕竟，他的个人“成败“背后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败，而这个开启了大门能给我带来多大好处，还是未定之天。
然而，有一点倒是肯定的，那便是利益格局的复杂化。个人的利益如此，股市的利益格局更是如此。
如此，我们岂不要“活“的更累么？！
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
我说过，我们的股市“胜“了，十余年间，政策将其催生为一个拥有壹千三百多家上市公司、一百多家券商、数十家股票投资基金的庞然大物；但我们的股市也败了。四年来，赌场一般的股市导致股指狂泻，最终使得90%的投资者出现亏损，53%的投资者巨亏，只有5%的投资者基本持平，5%的投资者略有盈利，还有72%的投资者准备远离股市。而自股指从2245点下跌以来，股市市值损失更是超过万亿……
而这一切“胜负“，似乎都和吴敬琏和许小年们的“指点江山“相伴相随。
可以看出，吴敬琏和许小年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中国证券市场这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理想与现实、发展与规范、改革与开放、本土与海归、个人与国家以及知识分子与政府行为等等对立统一的矛盾，都可以在他们的“胜败“角逐和认知中找到现实“载体“。这些，都会给我们启示，也都会给我们困惑。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我们注定要在这条“新长征路“上孤独地行军……
我们开过自己的“遵义会议“么？我们有自己的“毛润之“么？没有！我们和当年的红军同样拥有的，是理想，是宿命，是队伍，是“国际经验“。此时，当吴敬琏式的的“理想“与政府监管的现实形成脱节，当许小年式的“爱国“与“不顾国情“或者教条主义发生碰撞时，我们将如何应对呢？或者，为应对当前的股市危局，我们该如何断然召开新时代的“遵义会议“，发布新时代的“长征宣言“，以便更好地去把握“理想“与“现实“间的调和尺度呢？
事实上，只要“监管“或想要“投资“中国股市，我们便注定和吴敬琏、许小年一样，要在“胜败“交错的迷茫中开拓出一条行军之路。这条路，应能把中国股市带出泥沼，这条路，应能把中国股市导向坦途。
行文至此，我忽然意识到2005年“五一“长假将至这个“现实“。这就是，我们又可以暂别股市，“安心“睡大觉了。这个念头让我蓦然想起了吴敬琏的“恩师“顾准先生。据说，1974年12月3日，顾准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部分手稿托付给吴敬琏，并用尽气力对他说了平生最后一句话：
“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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