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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支柱产业变化论
和代工厂的未来
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工企业审查劳工状况，当地政府的劳动部门往往采取袖手的态度。对此，公平劳工协会（FLA）东亚地区协调员葛友俐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缺位的，政府应该发挥更强的劳动监管作用。
但从采访看，也很难说地方政府无所作为，当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的时候，政府也感到委屈。
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张杰明局长告诉《商务周刊》，广州去年调整了最低工资，从510元人民币调高到684元，目前为止是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地区。张杰明表示，最低工资提高当然会导致企业成本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生产模式的产品和生命周期是否适合政府对当地的发展需求，这直接影响了政府对它的态度。
“广州的经济已经不是依靠那些对最低工资政策敏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张杰明说，“现在这里的经济不是靠洗发水和牙膏来支撑的，石化、钢铁、汽车、港口码头这些年发展迅猛。”
深圳龙安区龙华街道劳动管理办公室的谢秉波主任也表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已不再是当地经济的支柱。1990年代初期，“三来一补”企业占到龙华经济比重的90%，1996年以后，龙华引进了富士康等几家高新技术企业，现在一个富士康就占到龙华地方经济的大半。产业升级给当地带来了明显的收益，据谢秉波介绍，1990年代初期，龙华每年税收才几个亿，到去年底已经达到20多个亿。
相对于广州、深圳，东莞的压力要大很多。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协会甘文传主任介绍，东莞市登记注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有13000多家，占当地企业总数的1/4。东莞市的外来工数量也是珠三角地区最多的，据劳动部门统计有200多万，但甘文传称，据他们私下估计，实际人数应该在500万以上，而东莞当地居住人口为150万。
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东莞市政府也开始考虑产业升级的出路。甘文传认为，东莞市目前的土地、生产生活成本、工资标准社保政策，已经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的阶段。
地区的产业升级就意味着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抛弃。张杰明的说法代表着地方政府态度的转变：“熬不住的是那些附加值低的，转移能促进地方的产业升级，很正常，而且也是好事。”孙显明很清楚的认识这一点——政府不会再扶持他们，也不再会有早期那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了。
客户能否考虑到工厂成本提升的压力，给工厂一些生存的空间？孙显明对此也不抱幻想，“毛织行业不是什么技术难度高的行业，你不做，东莞那么多家厂会做，东莞的企业做不了了，内地的甚至越南、菲律宾的厂会做。”
耐克的代加工厂丰泰企业证实，由于越南的工资水平更低，今年耐克运动鞋在越南的下单量将会加大。耐克计划到明年年底，在越南每月生产鞋的数量达到302万双，而目前中国的生产规模大概为每月182万双，越南将成为耐克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
在国内，产业向低劳动成本地区的转移也正在发生，有些耐克的合约工厂开始把自己的工厂从东莞和江苏搬到江西，或者更加偏远的大别山区。
和几千家东莞的毛织厂一样，孙显明的工厂只做来料来样加工，自己不做研发，除了生产线工人，只有行政、财务等管理人员，没有技术和销售部门，香港老板也没有想过要建立这样的部门。
孙显明不想谈企业未来的发展，虽然他不是没有想过。“能怎么办呢？只有想办法多抢一些单子，把成本摊薄一点。”但是他也知道，其他厂也在这么苦苦维持，大家抢单的结果只能使利润更低。
去别的热土寻求更低廉的成本，也成为孙显明所在企业的选择。前年公司在江西赣州开了两个分厂，相对于东莞来说，江西的工资水平更低一些，目前一个工人在东莞900元一个月，而在江西700元就够了，税收和地价也更优惠一些。但是孙显明也表示担心，内地的局限性比较大，从劳动力来说，不像广东有那么多流动人口。招工可能会困难一些，只能从生手慢慢培养。他还担心内地也会有企业越来越多那一天，今天在东莞发生的一切，明天还会在那里重演。他摊开手，反问道：“到时候，我们又能迁移到哪里呢？”
作家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曾阐述了一个“崇祯死弯”的概念：“我们可以想像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而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被进一步抬高。”
耐克等跨国公司手执合同向它的代工厂一路压将下来，不断以生产订单转移模式从“无差别充分供给”的代工厂身上榨出利润，由于面临大量的可替代者，工厂主只要还能通过压低成本获得利润，他们都会选择忍受。然后，代工厂以同样模式，再不断从“无差别充分供给”的工人身上榨出利润，由于来自广大农村的工人缺少谈判能力，只要收入又高于在乡务农，他们都会选择忍受。这个时候，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致力于保护工人福利的所谓社会责任准则，只是改变了坐在金字塔尖的品牌公司压榨的方式方法，并进一步将责任和成本转嫁给代工厂。虽然品牌公司的责任转嫁和劳动法规或有或无的压力，使工厂主的利润谷底因此而抬高，但更为弱势的工人身上表现出的惊人的压缩弹性，仍使工厂主尚未接近最后的临界点。自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递减和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业产品价格，在乡务农收入的提高大幅度抬高了工人“谷底”——工人谷底临界点的提高，对于夹在中间的工厂主可能是灾难性的。
谁来终结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耐克错了吗？
“随着东莞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来自上游的订单是否会减少？当耐克们没有了更多低廉劳动力地区选择的时候，这些跨国集团还能生存下去吗？”在东莞采访时，许多合约工厂厂主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耐克来说，这些或许并不是一个值得疑惑的问题。因为40年来，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主线就是合约工厂的不断迁徙。正是依靠这一点，耐克创造了令人炫目的业绩神话，而且这种神话还将继续在全球上演。毕竟在这个星球上，比东莞穷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很多。
耐克公司的巨大成功源于其创始人费尔·耐特（Phil Knight）在斯坦福商学院上学时逐渐形成的一种预见性策略，即在工资标准低的国家生产，把公司的钱都用到产品的营销上。耐克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也曾说过：“我们对生产一窍不通，我们只是营销人员和设计人员。”
这种模式也注定了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对低工资标准的刻意要求和地区选择。1964年耐克公司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年起，耐克开始了它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的全球生产订单的转移路线。
1964年成立初期，耐克是跟日本的承包商签约生产运动鞋。但随着日本当地的工资上涨，耐克把生产工序搬迁到韩国和中国台湾，1982年，超过八成的耐克运动鞋在以上两个地区生产。等到当地的工资也逐渐上涨，耐克开始瞄准东南亚国家。至1990年，大多数耐克的生产工序均搬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内地。在东莞，像裕元和兴昂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台湾转移过来的。
一直低廉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保证了耐克的迅速膨胀，今天，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运动鞋的执牛耳者。
在早期，甚至就在几年前，耐克很少考虑其全球合约工厂里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条件的改善。随着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开始，耐克成为攻击和批评的目标。最初，当耐克公司碰到剥削劳工的指责时，它通常的反应只是愤怒与惶恐。公司的高级经理对一切指责均予以否认，并猛烈抨击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
但随着外界对耐克经营模式的批评越来越多，耐克的创办人兼CEO费尔·奈特在1998年5月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耐克产品已经成为微薄工资、被迫超时工作、甚至任意亏待工人的同义词。”
“没有一个CEO愿意把自己的公司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一位接近耐克的人士告诉记者，耐克的高姿态更多的是出于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公关策略考虑。“重要的不是自己有道德，而是让别人认为自己有道德。”
对此判断，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托马斯·巴梅斯(Thomas Balmès)曾执导过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这部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芬兰、法国的电视台赞助拍摄的片子开头，引用了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句话：“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 他认为，对于全球市场引领他们去何方，它们不该有负疚感。
这一断言引来的是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带来的必然是生产地的劳资矛盾紧张和冲突加剧，在合约工厂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与耐克讨价还价的不对等形势下，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拿走，而成本压力最终只能转嫁到处于更没有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工人身上。
流传业内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曾见到一位耐克鞋的台湾代理商，问他在中国的企业办得怎么样，该代理商说，耐克鞋的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领导人问，一双鞋在美国能卖到多少价钱，代理商说大约是160美元一双。领导人又问，那么我们中国能从每双鞋中赚多少钱呢？代理商说，大约只有3—4美元吧。台湾代理商的话让这位向以铁腕著称的领导人气得连饭都没有吃。可能他并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工人为耐克每生产一双鞋，拿到的却只有0.5美元的劳动报酬——这一数字在2004年之前更低。
“在不平等贸易关系和合约压力下，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个悖论，工厂在巨大的压力下，对于来自跨国公司们的工时和责任的要求，只能采取欺骗和弱者最后承担成本的办法。”葛友俐曾多次参加耐克的社会责任调查活动，在采访中她向记者强调，“跨国公司在把订单发包给合约工厂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下推卸了，这是不公平的。”
“现实有非常让人绝望的方方面面，但要改变目前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还需要时间。” 葛友俐说。
劳动力还能低多久？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还注意到，在耐克的生产模式下，制造工厂和地方政府都面临一个困境：工厂要随时面对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后的“用脚投票”，而地方政府也要面对工厂由于日益提升的各种成本压力后的“用脚投票”，在这一点上，工人和工厂主的选择权利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雇主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可以用手投票，他们与政府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在加班时间、劳动保险等方面的违法违规得到政府一定的默许”。
这对于像东莞这样靠订单产业发展起来的新兴制造城市来说，资本转移这种风险正在成为现实。而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招商引资”至今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产业升级虽然也时常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文件里和会议发言，但对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延续旧有的思路。“这只能会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最低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说。
在今年年初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有高层人士仍在特别强调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
表面上看，劳动力价格超低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实际上这样的吸引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度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的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滑坡，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差异接近，并成为绝对落后的劳动力价格的真实反映。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使“垃圾产业”在中国逐步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
中国的贸易已经因此受到负面的影响。与发达国家贸易方式偏重一般贸易不同，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至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计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7%。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低端位置。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方式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利润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竞争力。
去年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去年以来，国内的路风等学者一直在强调反思FDI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偏重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些许利益，但在长期中却会面临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落后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
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曾指出：“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
今天以廉价劳动力被看好的地区，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地区取代。在东莞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波特所说的现象正在发生。而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些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不理想，甚至还远未开始。
“比较优势”的神话必须打破。在中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新兴市场，假如劳动力低成本的经济忧患继续被扭曲性的解释为经济优势的话，那么，不合理和悖论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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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淑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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