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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众多大型当代艺术品拍卖，也许不再是以市场标杆衡量艺术品价值的活动，而是更多地成为
前不久中国嘉德2005春季拍卖会上，已故著名画家陈逸飞的油画《有阳光的日子》被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绿衣女士以440万的高价获得，也算是创了全场拍卖的最高价格。这件作品属于他的西藏题材绘画。这是陈逸飞去世后其作品首次拍卖，拍卖前曾有人认为，这既非陈逸飞所擅长的风景画和仕女画，也不能算是他最好的画。最终他的另一幅作品《周庄》也以198万元成交。
对于这一成绩，嘉德的主管认为高价成交确实与大家对陈逸飞的追思与怀念有关。但是这里的“大家”究竟是指哪些人？对于陈逸飞这样一位公共知名度远大于其艺术水准的画家来说，拍卖者与买家们更在意的只是这个名字背后蕴藏的市场价值。
艺术的祭坛
对于熟悉当代国际艺术拍卖的人来说，除去克里斯蒂和索斯比等大型拍卖行的光鲜形象外，它并不是个值得尊敬的行当。西方有人形容说，当代拍卖行业堪称奴隶市场、交易厅、剧院和妓院的奇异组合。
在这里，投机倒把和明争暗夺汇合成一幅奇妙的娱乐景观，如同一个封闭固守的世袭小社会，有着自己的一套法规与准则。在这里，所谓的贵族品位的真面孔暴露无疑。拍卖似乎是一门关乎品质的行业。但实际上，拍卖是将艺术的内部生命与消费的外在生命相割裂的祭坛。在拍卖厅，艺术家与其作品的脐带被切断，艺术品与质量毫无关联。在拍卖会上，新的价值标准被树立起来，人类欲望变成恋物癖。消费成为了一道圣餐，而艺术品成了牺牲品。
拍卖会就像是脱衣舞。它以那些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作为诱惑。这是一片充满上层社会人士的海洋。拍卖人以矫揉造作的欧式腔调念念有词，姿态优雅，嘴里像滚珠般吐出一连串沉闷而公式化的旋律：“400万,有人出500万吗?”人群中激起一阵阵骚动。孤寂的艺术品的命运被操纵在价格的转盘上。几回合下来，几千万的大买卖就敲定了。人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目送着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从公众的眼皮底下消失。
台下，通常坐着清一色的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她们多数是来观战的。偶然会有英俊情郎打扮的人在她们身后窃窃私语。实际上，在拍卖厅中，只有少数几人是真正的砍家。其它只是慕名而来的看客，或者发展关系网，打听行情。场上的主角，是那些幽灵般的电话投标人。他们在自己的私邸里，远距离监控着买卖场上的大局。
贪婪本性成市场根基
在欧洲现代派中，蒙德里安的画大概能卖2100万美元左右的价钱，莫迪里阿尼身价3100万美元左右，高更的作品最高，已经达到3900万美元。波普画家中，一幅安迪·沃霍尔的《种族暴动》能卖1500万美元。艺术界的新秀马修·巴尼的摄影作品也可以卖20万左右。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二流画家马琳·仲马的一幅作品已经被炒上千万的标码。
在拍卖场上，错位的并不只是艺术品的货币价值，购方与炒方本身的价值观也是超现实的。那些腰缠万贯的收藏家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想告诉所有的人他们如何热爱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但是，想让他们把藏品卖给博物馆真得是门都没有的事。他们宁愿在交易场上卖掉这些作品，以赢来更多的掌声。
买家卖家贪婪愚蠢的本性是支撑这一市场存在的根基：那些艺术家作品的拍卖价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画廊价格。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一位负责人卡佩尔拉佐承认，一些人宁愿花上5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一些本可私下以5万美元成交的作品。这些都是些有手腕的“职业商人”，而拍卖场正是依赖这样一群不懂艺术的倒卖分子才支撑起来的。
恶性循环
艺术界人士一面不断抱怨着交易场上的暴涨，一面又不由自主地被这一现代金矿的现实效应所折服，于是形成了无法遏止的恶性循环。近期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未知因素》的文章，报道了当今女艺术家如何在拍卖场上被普遍低估。其中提到了女艺术家伊丽莎白·佩顿的一幅作品“只能”卖到30万美元，而约翰·柯林和吕克·图伊曼斯等新的男性艺术明星的作品却已经被炒上了百万美元。但更应该问的是，无论这些作品优劣如何，为什么它们会卖到如此高的价钱？
人们从电视报纸上不断看到艺术品拍卖又创天价的消息，似乎这成了一种创造世界记录的新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比以往更关注艺术品与人之间的那些最基本的情感上的联系？是否增进了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如果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过的那部英国拍摄的关于凡高的电影，相信会记得结尾的一段虚构场景：凡高在乡间田野里碰到了前来购买他作品的某日本大公司代表，此人表示他们公司愿意出几千万美元。“这些画买回去给谁看”，凡高问。代表回答是给公司的经理们。“你们公司有几个经理？”“五个”。凡高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只留下那位公司代表，困惑地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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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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