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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责令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生产果脯、蜜饯的所有生产企业，天津蓟县生产菌类罐头的所有生产企业退出北京市场。不过，在潮州、潮安两地政府紧急斡旋后，北京方面又很快同意，对两地名优产品首先解除封杀。
坦率地说，这纸封杀令，带来了一个各方皆输的结果：首先，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也违反了造成损害者承担责任的法治原则。有关部门这次的监管活动，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没有按规定将不合格内容告知被抽查企业，并给出15天的复诉期。这些程序瑕疵使政府的监管的信誉受损。政府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则它对市场的监管就是任意的，不仅无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反而会扰乱市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政令颁布几天就部分撤销，又使政府权威受到损害。
其次，禁令给潮安果脯产业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
即使现在解除封杀令，但潮安果脯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所受影响，已经无法挽回。要恢复其形象，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第三，无辜厂家蒙受损失，消费者也就必然有福利损失。政府当初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但不尽合理、法律依据也比较脆弱的封杀令，也缩小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而其后的政令反复，恐怕又会让很多消费者无所适从。
再就是，潮安、蓟县两地政府也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进行危机公关。
面对这些结果，各方都需要反思，以探求多赢之道。
而实际上，封杀令并非自北京始。在这方面，其他地方也有过类似的先例。因而，它并非一个单纯的个案，而似乎正在成为一种不得不令我们正视的普遍现象。那么，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流通环节的监管，恐怕应当思考，如何使地方政府的监管更为合法、合理。目前，各地政府制定的不少市场监管政策，确实很容易被其用于禁止外地产品进入、实行地区封锁。要避免这一情形发生，就应当建立某种机制，对涉及产品市场进入的地方法规进行事前审查。假如某个地方政府感到，确有必要对另一个地方的某类产品实行大面积限制或封杀，它也只能向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而不宜自行决定。
同时，似乎应当修订法律，确保市场准入权受到侵害的企业提起诉讼，从而使那些容易被用于制造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的地方规章，被及时废止。
从生产环节来说，产地政府应当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北京封杀令的错误在于株连，但确有部分潮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且被多次发现。对此，地方政府肯定有监管不力之处。不过，要潮安市政府对800多家生产厂家进行严密监管，似乎不太现实。政府的监管，需要以行业的自我监管为基础。这次封杀令危机，最委屈的是那些名优厂家。经此教训，潮安相关行业能否建立起更为有力的自我监管机制？
可以肯定，同在一个行业，企业家更容易掌握监管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未必是政府能够掌握的。假如名优厂家能够发起成立行业公会，或者强化其监管能力，就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维持行业的健康发展。行业的自我监管，正是保护本行业长远利益的有效手段。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监管体系。
但此次北京的封杀令风波，暴露了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的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漏洞与偏差。让监管更加合乎法治原则，合乎市场自治、社会自治原则，应当是完善监管、强化监管的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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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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