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2005年6月25—26日在海口共同举办“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搜狐财经对此次论坛进行网上直播报道。
王军：让我们做这个议题评论人是一种责任，我没有这样热情，因为这个话题太沉重了。社会发展到现在有一个现实问题，我们面临这个现实问题是非常的严峻，刚才几位先生从不同角度和语言来论述这个现实。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单元评论邓伟志曾经用一个词“享受”来用。这个议题我们可能不会用到。何伯对评论人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作为评论人不回应一下也不对。
我基本尝试去做，听了五位发言人的发言，我想应该集中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来看待认识我们中国分配不合理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前存在误区。我想顺着王振中先生的思路，我们如何抓住他的根源重点。这对我们解决问题有一些思想，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否认。今天中国的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是与我们这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关系，使社会大量的经济财富集中在少部分手中。我想分析这种原因，我认为有两种类型：一个是跟经济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权利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两种类型又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情况。非法的这个群体不需要我们在这些讨论。
我们在这里讨论最有意义是那些合法的富裕群体。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难以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这种财富的聚集，采取的措施要慎重。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是一个效率机制，而不是一个公平机制。如果在这里过分强调公平机制，会影响市场机制。基于这种认识，重点放在抓住与权力机制联系在一起富裕。这里面有地方政府保护问题和行业垄断问题。明确这个重点对我们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帮助。
第二，怎样实现公平分配。我赞同于吉演讲的主要政策取向。我想顺着于吉先生思路，我们在解决分配不公政策取向的时候，应该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这是绝对不能干扰的。一定要服从。行政管理、政府作用的效率问题，也是需要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社会分工不公的问题，应该有战略思维。
第三，实现公平分配的关键在于政府。这是各位发言人一致的看法，我也赞成这种看法。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是经济建设型政府，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转型一定要防止从全能性经济型转向全能性服务型。现在，一谈到服务就谈到政府。刚才，德国两位专家谈到的我们觉得有很重要的经验。农村公共服务是政府通过公社和大队来执行。无论是城市的企业全保式和农村的公社制，今天不能抛弃这个方式，应该探索这三种方式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如何结合起来，以研究我们当前的问题。
谢谢大家！
何伯：谢谢王军先生。现在请德国哥廷根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唐小安做评论。
唐小安：谢谢，非常感谢，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大家都很饿了，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做一点自己的评论，尽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个今天我们听到的社会和谐问题。这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重要，在中国在拉丁美洲，同时在欧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项，需要讨论的事项。那么由于不同的政见和预算约束，也有这些分歧与很多的矛盾，所以欧洲也面临这样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努力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欧洲面临一个问题是如何减少社会支出，来控制公众财产支出。由于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经济增长放缓，他不得不考虑控制财政支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一个国家在扩大其社会支出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像文力先生提到所谓这个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和谐，并不是由一个群体来进行定义的。
史丹泽大使所指众多利益群体都要参与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社会很难提供一个很清晰的答案，我们必须要确保有这样一种对话，同时的话还要有这种透明度，然后各个利益集团能够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我们还要促进社会的强势群体以及弱势群体之间交流。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不光需要一种协调，需要强制性付出一些代价，因为社会的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德国以前创建一个很好的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几乎完美，社会共识也支持这样一种体制的运作，这是这个体制的基础，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制他一定是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另外一点就是政府的作用，政府他要作为一种协调让步提供这样一种平台的作用。所以他要确保在这个平台上各种社会群体达成一种共识，同时还要我们需要独立解决纠纷的机构，因为在这样对话过程中，在实现社会共识中需要很多交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监控独立的机构来确保这个公众的信心，促成他们能够达成共识。谢谢！
搜狗(www.sogou.com)搜索:“收入分配”,共找到
404,535
个相关网页.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