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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非常感谢何伊兰的演讲。大家别乐，我称呼她为先生也没错，因为这个鲁迅先生给他的夫人写信就称呼为先生。刚才何伊兰。女士他结合中国项目，谈了中国治理的需要借鉴四个经验，我觉得其中两个经验对我们是非常有迫切性的。第一个就是重新来确定国家的职能，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来调整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从94年我们国家分身制已经产生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何伊兰：的演讲表示感谢。我们下面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先生。
和谐社会中的三组关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各位朋友：
会议议程上原定的题目是《和谐社会的价值，特征和构建思路》，是今年年初写的一篇论文，因为，一则这个文章已经在今年的《人民日报》3月18号发表，二则此文内容比较宽泛，今天的时间比较短，不可能对这些比较宽泛的问题讨论，我想抽出和谐社会中的三组关系来求教于各位。题目就叫做《和谐社会中的三组关系》。
一 第一个关系是关于民主健全度与法制健全度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位的关系。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不应该是一个专制和人治的社会，而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在本世纪初2001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宏观部门讨论202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时，当时曾经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战略目标命题，最后高层选择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小康社会是从小康生活概念里面推衍出来的，因此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需要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一个新的界定，必须赋予它新的内容，进行科学的界定。大家看到，中共十六大对此有六条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活殷实”这六条。这个报告在2002年已经发布。三年过去了，这六条落实情况怎么样？我对国内的若干省、市作了调查，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确实在按照六条标准进行细分，制定了一些具体指标，努力往这方面去做。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地方在贯彻这六条当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片面化的倾向，就是只抓了前后两条，即只抓经济发展和生活殷实问题而忽略了中间四条。抓前后这两个方面没错，但他们忽略了中间，尤其是忽视了民主健全。我到一些地方考察，他们称他们准备到2008年或2010年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对此有点怀疑，在2008、2010年你的民主化进程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否做到十六大所讲的民主健全？我觉得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值得我们重视。我在3月18号《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曾写到“民主法治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及民主监督权”。我强调这个“独立的人格和民主权利”，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说有四条，第一，公众的社会知情度如何？第二，公众的参与度如何？第三，公众的意志表达度如何？第四，公众的民主监督度如何？我提出这四个方面来考核在中国民主化进程推进的速度和进程如何。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民主化的进程需要加快，需要推进。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防止，不应该把民主化混同于民粹主义。因为中国是个小生产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我们要避免民粹主义。所以，我们强调要加强法治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尤其缺乏法治意识。法治当中，首先是立法的问题，立法应该考虑社会结构新的变化，这就是目前多元社会主体已经出现。立法应该“海纳百川”，应该吸纳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并注意在这利益群体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同时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我觉得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律的权威不够，因此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法律的权威，各种主体、社会成员能够遵守法律，尤其要克服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不正常现象。鉴于当前我国在民主法治方面比较薄弱，因此必须要着力强化。
二 第二是关于活力和秩序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而不应该理解为是个没有矛盾、“一潭静水”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一潭静水”，很难说它是和谐社会。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来看，总的说活力还是仍然不够，尽管我们的活力有了很大增加。但是我认为活力远远不够。这里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国企方面，尽管经历了二十几年改革，但我们现有的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特别是一些国有重点、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滞后，活力严重不足。至今，我们还有一万多个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联合国何伊兰女士提到的社会事业单位的活力问题。中国有一百多万事业单位，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科研、体育等领域，共有两千九百万人。下一步，应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市场性”三个类别进行改革，不应一刀切。市场性的这一类我们还没有划分出来。如何增强众多事业单位的活力，要通过体制创新来释放他们的能量。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与何女士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三个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新力量方面。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那一部分力量，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可以把2003年中国的技术专利占世界专利比重和韩国比，和其他国家比，我感到我们非常惭愧，我们比韩国低的多，甚至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加起来比不上台湾省。这个比重很令人扼腕！这说明我们的创造力不够。因此应该想方设法把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创造力释放出来。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有很大的活力。
当然，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有一个秩序问题。要建立一个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问题。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新的市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新体制的基础上，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复归。如何防止惯性运作和反弹是一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可以说是要重建新的宏观调控体制。
第二个要点，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发挥这种组织功能和作用，特别是随着很多社会成员从过去的“单位人”走向“社会人”，走向“社区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是一个新问题。
第三个要点，还有一个秩序方面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信用制度的建设。我评估了中国各方面主要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我发现我们的信用制度建立比较滞后，无论是企业的信用制度，还是个人的信用制度，还是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都比较欠缺。你要建立一个秩序，你的信用制度一定要跟上去。而要建立一整套信用制度，就涉及到以道德为基础，同时以产权作为支撑。这个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曾经比较过一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同类型地区，看哪个地方对银行的贷款、还款的机率高一些。发现，民营经济比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银行信用度要高一些。孟子曾经讲过一些话“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个信用秩序问题非常关键。
三 最后一个关系就是多元和公平的关系问题。
中国越来越走向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在来看：一个是经济多元化。我们去年GDP是13.6万亿元。通过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大约占三分之一，集体加上新的公有大约三分之一，另外私人和外资占三分之一。第二个社会力量的多元化。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还出现了六种新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经济多元、社会力量多元情况下，我们如何平衡和协调多元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提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昨天下午，我们讨论了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差距过大的问题，几位专家都提到了。除了分配领域差距过大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从起点上使我们的社会成员，享有机会公平，地位公平，规则公平的问题。昨天赵白鸽女士讲到1.4亿农民工进城以后的事情，我们如何实现机会均等，使他们跟城市居民一样，这涉及到子女教育制度、户籍制度、身份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我们要从起点上注重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关于公平问题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要讲公平就必然会与市场化改革冲突，认为中国这样做就会使政策左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是不矛盾的，二者可以协调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可以提出这样“三化”：一，深度市场化；二，参应全球化；三，注重人性化！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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