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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奇迹背后的阴影
笔者在2003年时，曾经提出中国进入“国际摩擦时期”的概念，指中国在崛起之中必然引起国际经济、政治的不平衡，进而由平稳崛起的前期逐渐过渡到摩擦的中期，其表现可能是贸易、投资、宏观（如人民币汇率之争）以及政治、文化诸层面的各种摩擦。
有人将2004年称为“世界经济的奇迹之年”，这一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率高达5％，增长几乎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一情景已经30年未有发生。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不仅使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9.5％的高增长势头，更以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占全球贸易增量34.3％的高份额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以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所遭遇的国际摩擦在这一年中仍然继续表现。如，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遭遇的经济诉讼与贸易争端高开高走，当许多人的视线还停留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中时，却忽视了中国人正遭受着一年多达49起的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这已是我国连续第九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受害国；这一年中，中国还遭遇了历史上首次反补贴立案调查；同样是这一年，国外对华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多达16起，其中美国针对我国木制卧室家具发起的反倾销案成为我国入世以来涉案金额及涉案企业最多的案件；甚至于中国企业联想对IBM PC部的购并，居然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调查和介入，等等。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已经引起各方关注。
事实上，中国遭遇国际经济摩擦并非一朝一夕的短暂季节变化，而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变故。从改革开放之初欧盟对我国出口糖精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我们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面临的经济摩擦逐年增多。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上平均每六七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产品。2002年以来，中国71%的企业和39%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损失的金额达到17%。
过去3年中，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增长了6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入世3年保护期的行将届满，国际经济摩擦会迎来新的高潮期，进而影响我国对外经贸的长期稳定发展。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的现象、特征和实质进行客观和理性的分析，并对其背后隐然昭示的深刻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不同寻常的变化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从实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市场体制的全球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内部扩展和延伸到全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与全球化间的关系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主题。由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全球性的开放市场，因此它的演进势必加剧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改变原有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失业、贫困、分配不均以及发展和环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因而成了引起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让人担心全球竞争限制了国家和其他行为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逐步显现出来，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战争”。
商务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展望》显示了2004年前3季度我国国际经济摩擦（主要是贸易摩擦）的总体情况。这3个季度里，“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46起，涉案金额11.1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次遭遇反补贴调查，而且保障措施涉案金额成倍增长；美国关于进口产品侵权的337调查有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涉案产品品种和金额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劳工标准问题已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与贸易摩擦相呼应，技术标准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产业政策领域以及金融制度领域的摩擦也都此起彼伏，使得2004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摩擦与往年相比具有一些新的变化。
商品贸易摩擦继续加强
从商品贸易摩擦的形式看，目前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摩擦形式分别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而且这3种贸易壁垒往往交叉使用，进而给摩擦的解决带来困难。
⑴反倾销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截至2003年底，全球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有540起针对中国产品。近年来，我国产品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和起诉，几乎涉及所有出口产品类别 。2004年1至12月，共有15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启动了49起反倾销调查。据WTO秘书处的统计，仅在上半年中国即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并因此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从国别看，土耳其成为对华反倾销立案件数最多的国家，立案达11起；欧盟位居第二，为9起；美国和印度位居第三，均为6起 。在总共的49起反倾销新立案件中，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新立案件31起，占比63.3%，而在前两年都只有40％多。
从商品结构看，国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行业和产品逐步呈多元化趋势。截至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我国约4000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2004年反倾销新立案件涉及较多的是化工工业和轻工产品，其中石油化工产品涉案最多，达到13起，仍位居各行业之首。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农产品和纺织品的新立案件数量有明显上升势头。
⑵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案件的迅速增加成为2004年中国贸易摩擦的一大显著特征，统计显示，2004年1～12月，国外对华启动的保障措施调查共计9起，且全部由美国发起，涉案金额34.3亿美元；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达到16起，其中15起涉及纺织品。
⑶反补贴
2004年4月1日和18日，加拿大分别对原产于中国的烤肉架及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随后又于10月4日对中国复合地板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标志着国外对我国无反补贴调查的时代已经结束。
⑷技术贸易壁垒
近期里，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摩擦逐渐增多。所谓技术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或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为由，采取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
与一般贸易壁垒相比，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在具体实施和操作时很容易被发达国家用来对付国外产品，可以对进口产品随心所欲地刁难和抵制。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取代反倾销，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我国每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出口额仅占全年出口额的1%左右，而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我国近年来有60%的出口企业遇到这种壁垒，这已经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
我国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引起国际争端，这在2004年成为一种技术性贸易摩擦新的热点，值得我们关注。以“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纠纷为例。2003年12月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实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该标准在原则上采用国际标准基础上提出新的安全机制WAPI，禁止进口、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无线局域网产品，并对此类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该技术标准颁布之后立刻在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此后，围绕“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的国际纠纷严重升级。2004年4月22日，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要求，将无限期推迟实施WAPI技术标准时间。同时，中方将与国际标准组织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协作，对WAPI技术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
与原有技术性标准引发的摩擦不同，由我国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引起的国际摩擦明显掺杂了利益集团的利益纠葛，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经济摩擦逐步向更深的层面转化。
制度层面摩擦更趋复杂
⑴知识产权摩擦
知识产权摩擦通常是由知识产权壁垒引起的制度层面的摩擦。因为知识产权壁垒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实施和保护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摩擦往往是由产权制度较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挑起。
在知识全球化的经济中，知识产权已不仅仅囿于技术创新，而成为国际贸易中各国频频使用的竞争利器，发达国家对此尤为重视，日本甚至提出了“专利立国”的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一摩擦的严重受损者。2004年8月美国商务部有关官员敦促在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PEC）即将提交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认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该被确定为将美国公司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的一个主要出口壁垒。从演变趋势看，中外知识产权摩擦的主角曾经以中国政府为主，现在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另外，美国“337条款” 引发的知识产权摩擦也呈增加的趋势。
⑵劳工标准摩擦
2004年劳工标准问题已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经济领域的劳工标准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由当时美国媒体曝光部分美国公司的海外企业让当地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引起美国公众、劳工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之后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借以约束其海外企业和供货商。
如今，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包括SAI（社会责任国际）制定的SA8000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炮制贸易壁垒的借口。正如香港《东方日报》所载《“社会责任”要变贸易新壁垒》一文所说：“劳工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成为各方日益关注的问题……相信这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激发起新一轮的摩擦和对中国的指控。”
⑶ 汇率制度摩擦
在2003年喧嚣的人民币争论短暂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2004年美国企业再次对人民币汇率发难。2004年9月9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组织”联合26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进行额外征收40%关税的补救措施，并实施制裁。此后，美国全国制造业联合会也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造成不公平贸易。时隔一年,人民币汇率争论再次成为中美经济摩擦的焦点。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已经明显降温之际，美国劳工组织旧事重提，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
在中国外贸高速发展，对美贸易顺差逐步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压力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民主解释模式和利益集团模式都可以阐释这一现象。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将产业转移带来的大量失业现象归咎于中国货币和产业政策，这无疑带有自身经济利益倾向。同时，由于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而美国经济仍然在为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苦苦奋斗，这对于正忙碌于大选的美国政客来说，无疑是个转移视线的理想机会。此时此刻，经济贸易问题难以摆脱浓厚的政治意味，经济摩擦从简单的商品层面转移到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层面。
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
国际著名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认为，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的确，在世界经济经过漫长衰退而缓慢地进入复苏通道后，国际各经济体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摩擦此起彼伏。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美国和日本等的经济形势纷纷呈现衰退迹象，与之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在中国良好经济态势带动下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2001年冬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回暖，尤其是进入2004年，世界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复苏势头 。但是西方国家国内沉积已久的许多矛盾并未根除，全球范围的很多风险和隐忧仍然存在，能源价格过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主要工业化国家内需不足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所带来的风险增大等问题加重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并考验着世界经济。
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新一轮衰退后美国国内经济的失衡现象持续加剧，本国储蓄的极度短缺已导致创纪录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据估计，美国2004年末的国际债务可能达到其出口额的300％，这一比率几近阿根廷和巴西在经济危机前的400%的债务与出口额比率。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加之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低迷态势，促使美国重新挥动贸易制裁的大棒，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如在2001年全球320件反倾销案件中，仅美国提出的就高达74件，超过案件总数的23％。再如，2002年，美国先是于3月下旬单方面宣布增加进口钢铁关税8％～30％，其后又于5月中旬颁布新的农业法案，目的是要在未来10年内向美国农业部门补贴1900亿美元，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应该说，世界各国基于其本国利益都会采取或轻或重的贸易保护措施，发达国家往往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压力，发展中国家则是为了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民族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常态。但是，由发达国家挑起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则加剧了世界各国的摩擦。仅从1995年至2000年，全球反倾销案就从156件增加到251件，保障措施调查案则从2件增加到26件。经验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多在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有加重的倾向，因而在目前不确定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国际经济摩擦所体现出来的上述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经过近20年的平和发展时期，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期，目前大致进入了平稳均衡期。如果画一个以时间为横坐标，以国际经济摩擦为纵坐标的示意图，中国作为大国兴起也将经历3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于隐性的阶段；二是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经历20余年的时间；三是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20余年后的事情。眼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入世3年保护期的行将届满，中国正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包括：
1、产品结构单一，重复生产严重
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主要出口产品形式的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2004年1至11月我国出口的工业制品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制品均比2003年增长44.6%和23.9%。这其中即使有少量高科技制品，但由于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因此我们只是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大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了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冲击，引发其国内就业问题，因而成为其制造经济摩擦的口舌。
此外，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进入门槛不高，质量相对容易控制因而差异不大，国内外供货商与日俱增，国内供货商之间、国内供货商与其国外同行之间的竞争通常只能在成本上面做文章，正常的竞争很快就会失控滑向“割喉”式的价格战。更何况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廉，因此很容易形成重复生产，进而对某一个市场的出口量形成短期内的猛烈冲击（例如1993年中国定尺中厚钢板对美出口量为零，1994～1995年一年之间便猛增近20倍，1996年便超过老牌钢铁出口大国俄罗斯）。较短时期内数量大幅攀升，但金额增长幅度较小，有时甚至下降，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调查的对象。
2、非市场经济地位招致国际经济摩擦
我国加入WTO后15年内仍是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在国际贸易中许多国家会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性办法，即以第三国的国内市场价格确定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
“替代国制度”的假设前提是，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完全相同，即假定受调查产品出口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与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假定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也相近；
在“替代国”被选国不止一个时，最后的决定权由调查国掌握；
被选择的“替代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劳动力成本往往比出口国高得多，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调查国可以通过“替代国”方法轻易“证明”这些产品是否存在倾销，而实际上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出口国（以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真实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销售成本和利润。其结果是，运用“替代国”的方法可能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商将失去相对于全世界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
以欧盟对中国彩电反倾销案的审理和裁决案件为例，欧盟分别以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作为替代国，用这些国家的彩电生产商的正常价值作为中国彩电的正常价值。而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要远低于新加坡和韩国工人的水平，也低于土耳其工人的工资水平。 这样，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成本必然引发欧盟等对中国企业存在严重倾销行为的结论。由于“替代国”制度大大增强了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随意性和武断性，因此这种非市场经济待遇对我出口企业确定合理的定价策略及有效应诉都会形成很大障碍。
3、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问题
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向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心，也是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一个重要根源。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还未充分厘定清晰，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缺乏透明度，在经济管理上过多依靠行政手段，在解决国际经济摩擦中机制不健全，这些因素正在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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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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