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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勤
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国际竞争力强弱、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等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与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相比，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短腿现象却日益突出。这既有基础薄弱、服务消费供给不足的因素，也有服务消费意识淡薄和消费能力低下的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战略思维扭曲和调节政策失灵的原因，而后者是更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中国服务业：发育不良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一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例从1980年的21．4％上升到1990年的31．3％。但是，其发展势头并未得以保持下去，到2000年，这一比例也只提高到33．4％，而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则不升反降：200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滑落到32％的低水平中国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十分薄弱。从国际比较看，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ＧＤＰ的平均比重已经达到70．7％，世界平均值也达到67．7％（2001年）。中国比美国和法国低40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多个百分点（见图1），在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与此相适应，服务业领域的就业水平也相当低，2004年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就业人数只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29％，比高收入国家68％的平均就业水平低近30个百分点，比世界47％的平均水平（2001年）低18个百分点，在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见图1）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服务业结构层次较低现象相当突出，服务业的升级速度比较缓慢。如餐饮、娱乐、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占有较大份额，2004年仅餐饮业一项的增加值就超过8000亿元，占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总额的近1／5，而高端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物流服务、专利技术、文化教育科研服务等所占的份额则相对较小，其所占比例甚至从1997年的40．7％下降到2002年的34．7％。中国服务业结构扭曲、高级化进展不快、新型服务业发育不良的状况堪忧。
从国际竞争力比较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弱，逆差呈逐年增大之势。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商品贸易增长速度 而且贸易结构不断高级化是国际贸易的一大特点。如1980－2004年的25间国际服务贸易额增长了5．8倍，远远超过货物贸易增长规模，特别是以通信、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权使用和许可、专业服务、建筑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贸易已经上升到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0％以上。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商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攀升，2004年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四强，商品贸易量已经占世界贸易量的5．8％。相比之下，服务贸易虽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然比较落后，2004年的服务贸易只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2．8％，屈居世界服务贸易的第9位，中国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为9％，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存在逆差，依靠商品贸易顺差来弥补，逆差规模还在不断增大，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04亿美元（见图2）。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低端化情况较严重。中国服务贸易优势仅集中在海运、旅游等少数比较传统部门，而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则很低。如2002年，中国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的赤字分别达到43亿美元和34亿美元，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务服务出口只占世界同类服务出口总额的2．2％，低于美国20．7％的水平，也低于印度3．1％的水平，金融服务出口占世界金融服务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0．5％下降到2002年的0．2％而美国的这一指标却分别为9．4％和15％。长期以来存在靠商品贸易顺差补服务贸易逆差的情况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贸易软实力不强的事实。（见图2）
世界经济结构迅速升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中国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结构低层化和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无疑是中国经济凯歌行进中的一个不和谐之音。服务短腿长此下去，对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服务业：弱在哪儿？
服务业是个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多部门综合体系，其发展滞后、竞争力弱的状况自然是受制多种因素的结果。
首先，思维意识障碍和政策扭曲比较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服务业当作不创造新价值的非产出部门、辅助性部门，夸大生产决定服务、服务从属生产的作用，而忽略服务对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非经济职能，忽视其产业功能，甚至把文教、科研、体育、卫生等一些服务部门公共服务职能化，政府供给包揽化，过分强调金融、通信、信息服务等的安全作用而将其神秘化，片面突出出版、影视、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分偏重医疗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的社会福利性质等。
在扭曲的思维模式导引下，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政策自然难免有失偏颇。其主要表现是，多年来，片面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忽视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投资结构严重扭曲；对服务业许多领域实行高度国有垄断经营，将许多本来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服务部门由国家专营、牢牢控制起来，国有企业办服务业，大而全小而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内部化、只为部分人服务，不仅资源严重浪费、还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如金融、电信、铁路等的高度垄断使少数人获得政策性垄断高额收入，而使大多数居民付出高昂成本。政府部门对服务行业的价格控制较多、较严，国有垄断经营抑制了自由竞争，服务产品少、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差既阻碍了服务供给者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又制约了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服务业的垄断经营和对非公经济的高门槛限制了对服务业领域的非公企业投资，如对文化、艺术服务、媒体、教育等的准入限制抑制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多元化，限制了外资的进入，导致对服务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和结构升级，因而最终制约了整个服务业的繁荣。有学者甚至认为，垄断是中国服务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投入不足和基础薄弱。在政府优先发展制造业的驱使下，社会资源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资源过分倾向制造业，而用于改善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创造新的服务业领域的资源则相当少，不仅中央政府投入少，而且，地方政府为追求ＧＤＰ快餐政绩效应往往偏重于上短平快的制造项目和面子工程，至于服务业基础设施等则成为政府投资遗忘的角落，而准入门槛之高又切断了民间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金融部门也热衷于关爱生产型大项目，对服务业、特别是民营服务业的贷款则难上加难。同时，因忽视人才培养，专业人才匮乏也就成为服务业发展动力不足、创新乏力的瓶颈之一。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的加快，既懂国际业务标准又懂外语的国际经贸谈判、反倾销、境外融资、会计审计等方面的高级人才捉襟见肘、而具有国际服务标准和认可资格的本土服务企业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于是乎，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企业只好花天价购买国际咨询管理服务公司的服务业务以获得有关机构认可的权威证书。境外著名管理咨询等机构长驱直入，如麦肯锡、普华永道、罗兰·贝格、安永、德勤等管理咨询国际巨头已经占据了中国管理咨询业市场的半壁江山并开始垄断中国市场，一些国内服务业业界大户在国际服务巨头的软硬进攻之下，也只能俯首称臣，或者另择梧桐、委身于人，如2005年6月1日中国本土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天健正式整体归入到全球5大会计咨询之一的德勤麾下。
再次，服务市场环境不佳、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服务业领域的法律规范建设滞后、市场准入、服务标准和监控体系缺位等导致服务消费市场秩序混乱、虚假广告、质次价高、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猖獗、市场侵权行为泛滥，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排挤打压了优质品牌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消费率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少，直接限制了社会有效服务消费需求。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到2004年已经下降到54％的难以想像的超低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更低，如2000年中国家庭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47％，比世界61％的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70％的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消费率的降低是整个社会生活性服务消费低迷、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同时，城市化率低也是影响到服务消费的重要条件。据测算，中国40％的城市人口提供了约85％的服务业产出，城市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主要服务消费者群体。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加之，社会保障改革滞后、居民各种支出预期压力增大等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自然，也削弱了各种生活服务消费支出愿望。在对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很低下的条件下，更难以对生活服务特别是精神娱乐等服务产品有很高的消费能力，消受不起是广大居民的支付能力弱的普遍表现。另外，传统的消费偏好也影响到非物质消费水平。过分重视有形商品消费而忽略无形产品－服务消费，少花钱、不借债、多储蓄、安于传统习惯而较少求新求异等的消费习惯也使居民较少享用社会服务或社区服务产品，绝大多数居民的服务消费主要限于餐饮、洗浴等少数低端层次上。正如俄罗斯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所写，入夜的北京最人声鼎沸的地方是所有大餐馆，而在莫斯科市，夜晚最热闹的地方则是数十个各类演出场所。
第四，对外开放不足。对外资进入服务业可能造成的利益外溢和垄断威胁的担心减慢了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在ＷＴＯ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发达国家开放覆盖面一般达80％，中国在入世之前一直徘徊在20％多的水平上，对服务业的保护程度相当高，直到2004年底才达到62％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前，外资对服务业的投入比例中国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多数年份低于1／5，远低于服务业占中国经济的1／3的比重，许多服务业领域甚至基本是ＦＤＩ的空白地带。与外资大量进入成为中国制造业领域吸引（吸引外资占全国ＦＤＩ的3／4）进步较快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相比，对外开放不足无疑也是服务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和测算，2001、2002年外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量贡献度分别为39．1％和39．8％，而对服务业的增量贡献率分别只有17．6％和17．3％。对外开放缓慢使发展服务业对资本、技术、人才和创新等的资源缺口得不到有效弥补，延缓了发展步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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