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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大会时表示，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利率水平是适当的。结合美联储6月30日连续第九次加息，以及人民币实际所采用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无妨这样认为，在此轮全球性的加息周期中，中国经济再次表现出独特的一面。
周小川对于当前利率水平的判断自有其根据。而学术界的预警则在于，国家统计局1至5月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增幅仅为1.8％，但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仍然走高，5月份达到5.9%%。这种“剪刀差”表明，价格链条出现断裂，生产过剩隐忧已现，中国经济可能面临通缩风险。
中国经济经历去年短暂的通货膨胀势头后迅速出现拐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长期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结构性失衡。有关数据显示，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发生逆转。前者从1998年的30%%上升到2004年的67%%，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下降到28%%，而在美国，后一数字往往达到80%%左右。
依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经验，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往往被过分夸大了。
从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中国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强制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使得中国部分背离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一般特征而表现出资本相对剩余。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行政主导下强烈的投资冲动，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由此，一方面不断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另一方面，由于闲置生产力的普遍存在，则使企业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涨。同时，利润率的恶化，则更不利于职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的增长。
这种投资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在于，由于过早进入资本密集投入阶段，脱离了中国劳动力丰富这一基本比较优势。一般认为，采用资本较多的部门其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比较低，由此加剧了中国就业难的问题。
统计表明，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实际增速分别是11.4%%、8.4%%、7.9%%和7.2%%，消费性支出增幅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很显然，除去贫富差距、二元结构，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等因素，造成这一局面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仍然在于缺乏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
不抱偏见地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渐加深的今天，正是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上述特质，使得我们一方面隔裂于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出现的加息通道，更有甚者，通过大量廉价商品的输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等国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帮手。很显然，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并不很正常的外热内冷、冷热不均现象，应该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推进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国民切实享受到增长的好处。葛丰 国金
（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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