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饭店：交易所门前的流言能影响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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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饭店：交易所门前的流言能影响股市（法制早报-搜狐财经 独立报道）

　　浦江饭店三楼，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浦江饭店营业部副经理蔡冬弟指着照片说，“这是朱镕基当年敲锣开盘的位置。”

　　时间定格在1990年12月19日，地点就在浦江饭店的一个餐厅里，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开业。

　　1997年12月18日，浦江饭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场地提供者的历史使命结束，但证券市场从无到有、摸爬滚打7年的风风雨雨，留给这里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朱镕基敲定玻璃窗

　　为了搞证券交易所，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亲自到东南亚一带考察，回来后，就紧锣密鼓地进行选址。

　　按照设想，证券交易所应该在外滩扎根，因为外滩解放前就是金融中心；而浦江饭店中选，是因为其历史悠久，建筑风格也很洋化。直到如今，浦江饭店的三楼还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一些建筑装饰。

　　朱镕基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进行了全程关注。在装修期间，他就来视察。当时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佩服朱镕基的周到和细心，大到电脑装置的安装设备，小到一块玻璃，都亲自关注。

　　装修时，二楼要安装一个玻璃窗，以俯瞰楼下交易大厅的情况。本来准备用4块玻璃材质拼接成，但是朱镕基认为拼接的玻璃材质扭曲视线，并不理想，最后决定改用整块的大玻璃，下面的情况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后来，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外国元首都曾在这块玻璃后面驻足。

　　二楼原来的交易厅和贵宾休息室，如今都改成客房了，一楼孔雀厅也在准备重新装修，这里曾经容纳过1000多名红马甲交易员。

　　1997年，上交所搬到了浦东的证券大厦，浦江饭店也回归了饭店的本质。当年一些红马甲，有时还会回这里坐坐，以资怀旧。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啊，等我哪天心血来潮，说不定要写一本关于上海证交所的回忆录。”蔡冬弟说到。

　　第一支股票涨到5000元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股价是300多元。不久，李鹏总理和夫人到交易所来参观，一看大盘，豫园股票涨到3700多，李鹏总理当时就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随行的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李鹏又说，不能搞大的投机。

　　后来，江泽民主席来的时候，豫园饭店已经涨到5000多元了。

　　蔡冬弟表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是从5000涨到10000元，交易所员工也完全可以在10分钟内就能完成。

　　当时，中央对股市有两种观点，其中很多老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搞股市是不是偏离方向啊。因为有争议，所以市场只有8支股票，别的股票都不敢发行，认购证也没有兑现。

　　由于搞股市的经验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拿过来的，所以一开始就特别不规范。当时，领导们认为企业要发展去银行贷款的话，光还贷就喘不过气来了，而上市的话，老百姓的钱就流到它的口袋里去了，跟集资差不多。

　　为此，证券公司老总还有证监会的领导在浦江开会时都一再强调：炒股不能宣传，一宣传老百姓都去买了，那股票行情就不得了，就只允许《证券报》发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开设股票账户也是悄悄进行，每天放量放一点，不希望发展太多新的股民。因为没有了解的渠道，所以好多股民都到浦江饭店门口来听消息，打听股票市场什么时候放开，还有什么新股要发行之类的信息。

　　内部争议很难平息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靠关系打探内部消息

　　与如今的萧条不同，刚开始起步的股市，曾牵动了上海市民的财富神经。当时，外地对股票还不太热衷，但上海对股票的热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蔡冬弟还记得，上交所刚刚成立时只有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还坐着1位黄马甲监察员，大家当时都在一层办公，没有联网，进行交易必须打电话给红马甲，然后他们在电脑上买进或是卖出。不久，红马甲接电话打单据已经到了手都发软的地步，人数也慢慢扩张到了1000多。

　　当时，很多工人翘班去炒股，更多的股民则是涌向交易所和当时还不太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上海证交所的很多员工都还记得，当时经常是一下班，交易所外面及旁边一家证券营业部门口，总是挤满了股民，打听消息的、聊股经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发表演说的，还有一些在那里做股票分析的，鼓动股民买哪支或者抛哪支，然后自己从中获利。

　　“这些情况，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那个消息不太公开的时代，这些坊间流言和演讲真的会起作用。”蔡冬弟很认真地说。

　　一开始，因为对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舆论导向是不鼓励老百姓积极参与股市交易的，老百姓得到信息的范围很小，很多人也对股票缺少起码的常识，极容易相信一些自诩为专家或股评家的人。

　　老百姓大都是拿着平生仅有的积蓄来炒股的，有些因为没炒好赔了，心理上就很难接受。蔡冬弟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工人赔掉了3000元钱后就跳楼了，这在现在是不会发生的。“现在赔掉30万也不会呀！”他感叹说。

　　蔡冬弟1975年就到浦江饭店工作了，后来为证交所服务了7年，他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在浦江饭店工作，或者上交所当初的选址不是浦江饭店，那么，蔡冬弟进入股市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因为他本人是那种特别本分的人，对新事物比较谨慎，但是由于证交所开到了家门口，红马甲就在身边，这种环境熏陶还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蔡冬弟回忆说，虽然传递内线消息和操纵股市等行为是一开始就禁止的，但是证券市场还在摸索阶段，很难一下子规范，通过关系打听内线消息很常见，而且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操纵股票似乎也很顺利成章。他也是在熟悉的红马甲朋友的指点下玩起股票的。

　　除了近水楼台的炒股条件，蔡冬弟在7年的证交所服务时间内，也见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作为新中国经济改革的标杆，领导人的视察，外国元首的参观是家常便饭。在外国元首当中，给蔡冬弟印象比较深的是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据说已经是70多岁高龄，还一身军装，精神抖擞地走来，与红马甲们亲切交谈握手交流。

（ 责任编辑：李淑琴 ）